——记著名矿床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
　　　
吴应清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成为重中之重。然而，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国防建设，都急需大量煤、铁、有色金属作为原料、燃料，经常是“无米下锅”。毛主席曾指出：“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搞好地质工作，人才是关键。1952年，中央决定“高等教育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于是，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应运而生。
　　同年，22岁的翟裕生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到边疆去，为边疆贡献力量，把那里的矿产资源开发出来，搞好国家工业化，是他的志向。“后来组织上来动员我们，说是新成立了一个学院，需要年轻的教师，需要党员教师当骨干，还是留下吧。”面对国家的需要，翟裕生服从组织安排留了下来，与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同班同学、好兄弟赵鹏大等。
　　“一留下来不得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现在67年过去了。”不用掐指细算，今年89岁的翟裕生依然头脑灵活，数字脱口而出，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这满足，既有近70年地矿生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的欣慰，也有与自己热爱的事业相伴且为之奋斗终生的喜悦。
　　
进步青年
　　“我要学好地质，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
　　1930年，翟裕生出生在河北文安县的一户农家，父母为他取名“裕生”，寄望他将来生活富裕，不再受贫穷之苦。他的父亲是位读书人，也是位孝子，为照顾年迈多病的祖母辞去公职，返回家乡，一面种地，一面开私塾。六七岁时，翟裕生就开始跟随父亲读书。直到现在，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儿时放学后，父亲总是要求他写短文，等他写完了，再仔细查看哪个地方有错，教他怎样修改。父亲的殷殷教导，让幼年的翟裕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认真治学的态度。
　　然而，卢沟桥的声声炮响击碎了一家人的其乐融融，战火连天，土匪横行，翟裕生不得不随着家人背井离乡，逃到天津，投靠亲友。虽然家境困难，父母依然想方设法让他完成学业。翟裕生小小年纪便深感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十分用功，小学时就学习成绩优异。
　　不幸接踵而来，13岁时，翟裕生的母亲因长期操劳病故，一家人也不得不分了几处去讨生计。丧母之痛没有击垮他，也是在这一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河北省立天津中学（今天津第三中学）。作为天津市最早建立的官立中学，天津中学汇聚了一批学问大家，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裴学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裴先生十分关心翟裕生这位优秀年轻人的成长，经常为他答疑解惑，并为他起字，称“慰苍”，与名字连起来为“裕慰苍生”，勉励他以关心天下苍生为己任，让天下老百姓都变得富裕、安康。从“裕生”到“裕慰苍生”，从“小我”到“大我”，裴先生的博大胸怀对翟裕生人生观的初步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动荡的时局，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翟裕生除了学习之外，还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1948年四五月份，风声突然紧了，学校有5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而第二批的名单上就有翟裕生的名字。“有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你要尽快想办法离开学校。”仅是高中二年级的他“不得不”提前报考大学，逃离虎口。
　　报考大学，就要选择学校和专业。“我老家是平原，没有看过高山和大海，搞地质可以跑山跑水。再一个就是，那时候快解放了，解放以后国家要搞工业建设，需要矿产资源，我们国家矿产资源还是比较多的，需要学地质的人才找矿。”虽然年仅18岁，翟裕生却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志向与国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此外，当时中国多位地质科学家在国际地学界有着重要地位。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资力量尤为雄厚，囊括许多知名地质学家，像孙云铸、王烈、王鸿祯、张炳熹、马杏垣、杨起等大师和专家学者云集，治学传统优良，可谓中国地质学家的摇篮。因此，北京大学地质系成为翟裕生的首选，并成功考中。这一次抉择，让他躲过了被军警逮捕的危机，也成为他长达69年地质生涯的开端。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温暖、友善的地质“大家庭”，使翟裕生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在王鸿祯、张炳熹、马杏垣、王嘉荫等前辈大师的指导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课余，他还看了很多进步书籍，积极投身进步的学生运动，参加反蒋、迎接解放、护校等活动。入学不到半年，1949年2月，翟裕生就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同年5月4日，转入新组建的青年团。
　　1949年10月1日，这个伟大的日子，既镌刻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史册上，也是影响翟裕生一生的重要时刻。那一天，作为纠察队员，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他亲耳听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盛况。“非常激动！非常激动！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讲到这里，翟裕生嗓音变得洪亮，目光中闪烁着光芒，似乎回到了70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回到学校，翟裕生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想，作为一名地质系的大学生，怎么样才能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呢？他回想起裴先生对他的期望——“裕慰苍生”，于是，他“下决心要学好地质，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此外，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家齐心奋斗，才获得了新生，所以“我要听党话，跟党走”。3个月后，1950年1月23日，翟裕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直到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位有着69年党龄的院士专家，依然葆有“听党话，跟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地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依然活跃在地质科学的前沿。
　　
甘为人师
　　“一生最自豪的就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师”
　　1952年，为适应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国家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北京地质学院，重点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地质专门人才。建院当年，就在全国招收了1200名新生，招生规模前所未有，急需优秀的师资配套。本欲在祖国边疆寻源探矿、大展身手的翟裕生，服从组织安排，在冯景兰、袁见齐、张炳熹等教授所在的地院矿床教研室做了一名助教，从此定下了他的人生轨道，开启了他一生为之奋斗、最引以为豪的事业——做一名人民教师。
　　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学习苏联，北京地质学院也不例外，请了一些苏联专家来学校讲课。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地院选派翟裕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后他又被派到长春地质学院，跟随一位知名苏联矿矿床学专家攻读研究生。在此期间，翟裕生完成了对河北大庙斜长岩及钒钛磁铁矿床成因进行探讨的研究生论文，研究成果被认为填补了我国斜长岩类及钒钛磁铁矿床研究的空白，一直被同行引用。1958年，在张炳熹先生的领导下，他参加、组织了湘、赣、闽、浙四省成矿规律研究，共同提出了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被评为20世纪60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
　　就在他的科研、教学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时，风云突转——1960年，中苏突然交恶。苏方撕毁派专家合同，原定由苏联专家讲授的矿田构造学课程没有了教师。这是一门重要的新课程，在国内地质研究中尚属空白。
　　“苏联专家来不了，我们这门课已经列入计划，我们要不要开？能不能开？”张炳熹找翟裕生商量。面对老师的询问，一心想争口气的翟裕生反问老师：“苏联专家不来了，我们就不吃饭了？”这句反问让老师看到了翟裕生的志气和勇气。于是，刚刚被提为副教授的翟裕生接过了这个重担，开始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开好这门新课，翟裕生开始做文献调查，查阅各种图书资料，可供参考的现成资料很少。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1960年夏，翟裕生只身来到了东北。“到东北，是因为那里的老矿山多，可以收集较多的资料，可以最直观地解剖矿田。”然而，那里的旧坑道又低又矮，又湿又冷，空气污浊，许多地方不到1米高。没有光线，他就带着嘎斯灯、手电筒；坑道低矮，他就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矿洞年代久远，木架腐烂，顶岩经常会掉下来，矿石跟着就砸下来，他也丝毫不为所动。一次，他只顾观察现象，没注意正站在溜矿口下，几乎就在他抬脚走开的瞬间，无数巨大的矿石倾泻而下，“如果我再晚走几秒钟，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的实地调查，翟裕生收集了很多鲜活的资料和实例。回到学校后，他又结合理论知识编写讲义，深入浅出，理论与实际结合，果然课程大受好评。在后来的教学中，他发现苏联和欧美的矿床矿田构造研究，多侧重几何学描述、类型划分和事例解剖，只探讨成矿的构造控制，而与其他因素的联系注意不够。但据他的观测研究，构造不是孤立地起控矿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起作用的，构造研究不能与其他控矿因素脱节，于是，他提出了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黄汲清先生在1979年的中国地质学会议总结中肯定了这一认识，认为这是“矿田构造研究的方向”。后来，他又深入研究了华南等地的矿田构造，撰写了《矿田构造学概论》，培养了我国首批矿田构造学博士生，主编了相关教材，并发表了几十篇矿田构造方面的文章，有的还被日本学者翻译引入了日本地质学界。我国矿田构造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宽。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翟裕生不仅注重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基本研究能力，还注重让学生了解前沿科学成果。在教学时，他从来不会重复以往教案，他的教材总是“既新又实”，既反映了学科知识的涵盖面，又突出了学科研究中的探索性，使教学与科研形成一种知识系统并逐步深化。翟裕生还注重学生学术修养、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以求真务实、坚持真理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一位学生。对于学生的观点，翟裕生充分发扬自由民主的优良传统，鼓励学生要有批判思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对就听谁的。”他常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翟裕生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赵永鑫学位论文完成后，因为对安徽某铁矿成因的学术观点与老师相左，而迟迟没有拿给老师看。在与赵永鑫深入交谈后，翟裕生打消了他的顾虑，并再次返回矿山实地考察后，认为赵永鑫的观点值得考虑，便肯定了他的学术观点，后又出资帮助他将论文正式出版。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北京地质学院，翟裕生从助教到副教授，从系主任到副院长，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1985年，为更好地培养地质人才，时任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的翟裕生奉调回京筹划地质学院复校事宜。那时，原地质学院校区的办学条件很差，已经成为很多单位和居民“共生”的大杂院。怎么办？翟裕生迅速理清思路，提出“争取时间、保住空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工作方针，和领导班子一起紧张有序地开展复校工作。两年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应运而生，翟裕生出任首任校长。其时，学校各方面条件依然十分艰苦。他发现学生们在平房宿舍里披着被子、大衣学习，翟裕生当即决定把条件较好的办公楼让给学生做宿舍，他则和教师们搬到阴冷潮湿、供暖条件差的平房小院办公。部里拨了一辆“桑塔纳”指标给学校做公车，他舍不得花十多万元去购买，省下这笔钱去买实验器材以保证教学质量。学校职工住房困难，他家在筒子楼住了18年，最后一个搬进新居。在翟裕生的以身作则、运筹帷幄、苦心经营下，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奋战，中国地质大学扎稳基础，实现了高质量快速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学子。我国的地质专家数量由新中国成立初的300余人，到现在的成千上万名，万马奔腾的局面已然形成。
　　“做校长不是当官，是教学的延伸，是为教学、为学生服务的。我一生最自豪的就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师。”翟裕生表示。作为一名真正站在讲台上的教师，翟裕生耄耋之年还在坚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区域成矿学”等课程，做学术或科普讲座，还在用自己不断更新的知识和永远向前的思维引领着莘莘学子。而他悉心指导、哺育的学子们，也早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继续追随着先辈们的足迹，在神州大地寻源探矿。
　　
桑榆未晚
　　“我希望90多岁时还能下矿井、搞研究！”
　　1990年，翟裕生主动辞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职务，时年60岁。很多人以为他科研成果丰硕、桃李满天下，应该可以颐养天年时，他却转身投入了成矿系统理论研究中，几十年的积累、实践、思索，喷薄而出，结出累累硕果。据统计，1990年以来，以他为主要作者或主编的出版物包括《成矿系列研究》《区域成矿学》《成矿系统论》《矿床学》等15部教材与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140余篇（部），占他研究成果总数的2/3以上。
　　其实，有关成矿系统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翟裕生就有过初次尝试。“文革”后期，国际矿床学发展迅速，火山成矿是最新的研究方向，翟裕生和李文达、陈毓川等地质专家商量：“长江中下游芜湖地区火山岩发育，矿床较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些研究”。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由他们3人牵头，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研究项目。从1972年起，由原北京（武汉）地质学院的矿床、岩石、矿物、构造、数学地质等学科的老师们组成多学科集体，以宁芜盆地中段为主，与当地矿山和地质队密切合作，深入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矿特征，共同建立了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后来，相关成果共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项。他与人合作的《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价》和主持的《成矿系统理论建立与华北古陆找矿实践》先后在2007年和201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12）等多项重量级奖项。
　　经过这次尝试，翟裕生积累了研究成矿系列的初步经验，也深入研究了成矿系列中各矿种、矿床类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成矿系列的时间、空间和物质结构模型。1996年，翟裕生主笔的《成矿系列研究》专著问世，对成矿系列的理论基础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成矿系统及演化论”，发表多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并于1997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翟裕生长期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南岭、华北陆块等地的成矿环境与矿床特征，所提出的观点和预测在山东夏甸金矿深部找矿、江西冷水坑银多金属矿外围找矿工作中已得到成功验证。他以区域成矿系统的时-空结构为主线，阐述了多个成矿区（带）的成矿规律，初步概括了中国区域成矿的若干特征，提出中国大陆成矿为“复合-活动大陆成矿体系”观点，与同行合作发表了《中国区域成矿若干问题探讨》，主笔出版了我国首部《区域成矿学》专著。以华北地块为基地，他主持研究古大陆边缘的构造成矿过程，建立了古陆边缘金属巨量富集模式，发表了《古陆边缘成矿系统》专著。翟裕生主编的《区域成矿研究法》在理论和方法上指导了我国的区域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也为丰富和发展区域成矿学这一综合性学科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翟裕生也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球科学从岩石圈向生物圈、水圈和大气圈等领域拓展，向地球系统科学转型升级。“在过去，有关矿床和成矿作用的信息和观点，一般只应用于找矿勘探和矿山地质工作，而忽视了将这些信息应用到整个地球科学的研究中去，进而推动整个地球科学的发展，辩证地认识成矿系统和其他地质系统的关系。”翟裕生敏锐地认识到必须用系统的方法进行矿床学研究。年逾古稀的他，立刻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更加艰深的成矿系统理论研究中。他将成矿系统理论和研究思想进行总结，将系统论和历史观引入矿床研究，以成矿物质的源-运-储-变-保的动力学演化过程为核心，创立了成矿系统及演化论，2010年，终于著成煌煌巨著《成矿系统论》。其构筑了成矿系统理论基础，引领了当代矿床学的发展方向，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探索成矿规律，为国家解决资源困难，已融入了我的生命中，不可能停步了。”今年已经90岁的翟裕生，身体健朗，雄心不减当年。采访最后，他说：“我希望90多岁时还能下矿井、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