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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发布时间：2020-10-16
郭光灿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本源量子是国内第一家以量子计算机作为研发目标的公司，短短的三年内已经成为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公司。本源量子也是刚刚走入量子计算，我希望他能够健步如飞，能够做得更快，最后能够超越到世界的前列。
我这里特别要感谢本源量子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以前没有做过超导路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硬是在三年里做出来了超导量子计算。其实国内搞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单位非常多，他们的历史比我们悠久得多，他们的资源也比我们多了多少倍。但是为什么没有一家搞出一个在线的、一个可供使用体验、演示的这种平台呢？
我不是说他们水平比我们低——他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比我们低，但是可能目标不同。他们的目标可能更多是想“我要在我这个平台上做出成果去发表论文”，多数是以论文为导向来做科研。而本源量子的这些年轻人，他的导向不是论文，而是市场，未来的市场。这个导向就要求他们不仅仅要做芯片，还要做操纵芯片的操控系统，还要做运行的量子软件所有方方面面才能构成一个可以运行的这种量子计算的平台。
因此，我们更看重的不是印在论文上的量子计算机，那是不可用的；尽管我们水平还不是很高，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将来有可能往前做的、实用的这条路并走出第一步。
谭蔚泓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有一个大国战略——健康中国。那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在我看来，应该是“提升医疗质量，打造医学高峰”。现如今，与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通过打造医学高峰，让科学技术在医院间得以全面推动。
世界一流医学研究中心大多是与临床医院绑在一起的。只有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高度融合、深度融合，才能做强做大。国外现代医药取得的成就与一大批医师科学家密不可分。其经过临床医学训练，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的职业生涯则全部从事科研。
我认为，中国要重振医师科学家队伍，汇聚顶尖一流学者，特别是培养真正具备研究能力、能解决临床遇到疑难杂症的医学领军人才，作为现代医学人才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创新引才方式，让博士后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和青年后备军。要充分发挥高端科研平台作用，面向全球遴选优秀博士后。在研究所期间这些人才中条件特别优秀者可聘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长聘职位，派驻临床科室辅助学科建设。
总而言之，我们要为青年人才提供创新机遇，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培养后备科技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科学家。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加速从“人类社会”和“物理空间”构成的二元空间向“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转变。
在我看来，疫情过后，世界不会再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线上会展疫情催生大量“云端见”常态化。比如，海外许多肉类联合加工厂生产线出现大量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促使这些国家努力把加工生产线转变成由知识和数据去操作生产的模式。这种转变我认为很快也会在中国发生。
世界环境发生变化之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需求也在改变。我们在要求城市系统、医疗系统、工业系统如何智能化运行的时候，希望不只是让计算机变得像人那样聪明，而是希望让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如何运行得更加聪明。
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目标有所变化。人工智能另一个新目标是把电脑和人脑联结起来，取长补短，变成一个既优于电脑，又优于人脑的综合智能体。
在上述一系列背景下，人工智能迈向2.0发展尤为关键。人工智能2.0将会如何带动数字经济下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其将会促使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治理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抗疫期间，我国的科技力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人口健康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我对此感受尤其深刻。但我也同样深刻地体会到，我国在生命健康相关的科技领域依然有很多短板。
在这方面，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点着力突破：
第一，科技布局上要有重大战略调整。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布局主要偏重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慢性疾病，而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和药物、疫苗研究的总体布局和持续支持不足。
第二，我们在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还有欠缺，包括病原学、流行病学、疫情监测和预警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以及抗病毒药物、疫苗、检测试剂和相关器械研发的专业人才，都感到不足。
第三，在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上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以这次新冠肺炎为例，不管是药物还是疫苗研发，都离不开P3、甚至P4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支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类实验室数量明显不足，而在药物研究领域几乎没有。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加强中西医结合。此次中国抗疫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有两个角度：一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二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理等科学内涵，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科
（本栏目资料来源于科学网）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本源量子是国内第一家以量子计算机作为研发目标的公司，短短的三年内已经成为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公司。本源量子也是刚刚走入量子计算，我希望他能够健步如飞，能够做得更快，最后能够超越到世界的前列。
我这里特别要感谢本源量子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以前没有做过超导路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硬是在三年里做出来了超导量子计算。其实国内搞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单位非常多，他们的历史比我们悠久得多，他们的资源也比我们多了多少倍。但是为什么没有一家搞出一个在线的、一个可供使用体验、演示的这种平台呢？
我不是说他们水平比我们低——他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比我们低，但是可能目标不同。他们的目标可能更多是想“我要在我这个平台上做出成果去发表论文”，多数是以论文为导向来做科研。而本源量子的这些年轻人，他的导向不是论文，而是市场，未来的市场。这个导向就要求他们不仅仅要做芯片，还要做操纵芯片的操控系统，还要做运行的量子软件所有方方面面才能构成一个可以运行的这种量子计算的平台。
因此，我们更看重的不是印在论文上的量子计算机，那是不可用的；尽管我们水平还不是很高，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将来有可能往前做的、实用的这条路并走出第一步。
谭蔚泓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有一个大国战略——健康中国。那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在我看来，应该是“提升医疗质量，打造医学高峰”。现如今，与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通过打造医学高峰，让科学技术在医院间得以全面推动。
世界一流医学研究中心大多是与临床医院绑在一起的。只有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高度融合、深度融合，才能做强做大。国外现代医药取得的成就与一大批医师科学家密不可分。其经过临床医学训练，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的职业生涯则全部从事科研。
我认为，中国要重振医师科学家队伍，汇聚顶尖一流学者，特别是培养真正具备研究能力、能解决临床遇到疑难杂症的医学领军人才，作为现代医学人才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创新引才方式，让博士后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和青年后备军。要充分发挥高端科研平台作用，面向全球遴选优秀博士后。在研究所期间这些人才中条件特别优秀者可聘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长聘职位，派驻临床科室辅助学科建设。
总而言之，我们要为青年人才提供创新机遇，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培养后备科技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科学家。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加速从“人类社会”和“物理空间”构成的二元空间向“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转变。
在我看来，疫情过后，世界不会再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线上会展疫情催生大量“云端见”常态化。比如，海外许多肉类联合加工厂生产线出现大量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促使这些国家努力把加工生产线转变成由知识和数据去操作生产的模式。这种转变我认为很快也会在中国发生。
世界环境发生变化之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需求也在改变。我们在要求城市系统、医疗系统、工业系统如何智能化运行的时候，希望不只是让计算机变得像人那样聪明，而是希望让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如何运行得更加聪明。
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目标有所变化。人工智能另一个新目标是把电脑和人脑联结起来，取长补短，变成一个既优于电脑，又优于人脑的综合智能体。
在上述一系列背景下，人工智能迈向2.0发展尤为关键。人工智能2.0将会如何带动数字经济下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其将会促使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治理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抗疫期间，我国的科技力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人口健康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我对此感受尤其深刻。但我也同样深刻地体会到，我国在生命健康相关的科技领域依然有很多短板。
在这方面，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点着力突破：
第一，科技布局上要有重大战略调整。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布局主要偏重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慢性疾病，而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和药物、疫苗研究的总体布局和持续支持不足。
第二，我们在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还有欠缺，包括病原学、流行病学、疫情监测和预警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以及抗病毒药物、疫苗、检测试剂和相关器械研发的专业人才，都感到不足。
第三，在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上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以这次新冠肺炎为例，不管是药物还是疫苗研发，都离不开P3、甚至P4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支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类实验室数量明显不足，而在药物研究领域几乎没有。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加强中西医结合。此次中国抗疫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有两个角度：一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二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理等科学内涵，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科
（本栏目资料来源于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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