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云杰

　　
　　经济转型与文化转型，不仅涉及到经济转型、文化支撑问题，而且关乎中国现代复兴的历史道路问题。
　　首先是对经济转型的理解问题。现在提出经济转型，如何理解经济转型？它只是把出口型、外贸型、投资型的经济转变成内需型的经济吗？我认为，这样理解，仍然是局限于投入、产出、市场、价格、利润一类小经济学思想上的，或者说，只是停留于工具经济学思想考虑问题的，而不是出于经世致用的大经济学思想。“经济”二字，中国文化本来就是“经世致用、道济天下”的意思。从经世致用的大经济学思想看问题，经济转型，并不只是投入、产出、市场、价格、利润的调整，也不只是简单地把出口型、外贸型、投资型的经济转变成内需型的经济，而是由集约化的大规模开发、大规模浪费的工业经济，转变为一个更人性化、更民生化、更具伦理精神、更能满足人民各种需要的经济。这种需要或内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它还包括伦理的、道德的、精神的及心性的、教育的等等。这就是说，经济转型，不仅要开物成务、解决民生问题、安居乐业问题，还要知道人民想什么，需要什么，解决“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诸多问题。因此，经济转型并不只是一个投入、产出、市场、价格、利润的调整，也不只是简单的把出口型、外贸型、投资型的经济转变成内需型的经济，而是一个社会文化转型，一个文化或文明的转型，即由西方几百年来大规模开发、大规模浪费、“硬梆梆的”工业文明，转变为温馨的充满亲情的小康文明，它对现代中国来说，就是把“天下为公”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温馨的充满亲情的小康社会，即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
　　经济转型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事，也是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自然哲学、人类学、生命哲学、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事，它甚至是精神哲学或“企业美学”的事。从社会学、伦理学上讲，它是由“硬梆梆的”工业社会，转变为温馨的充满亲情的小康社会，由相互竞争的社会，转变为互助互利的和谐社会；从生态学、自然哲学上讲，它是由大规模开发、大规模破坏、大规模干预自然法则的经济，转变为顺乎自然法则，建立生态文明的经济，由“竭泽而鱼”、不可持续的经济，转变为以蓄养为主的可持续经济；从人类学、生命哲学上讲，它是由不利于人生存的经济，转变为利于人生存的经济，由“财聚而民散”的经济，转变为“财蓄民聚”的经济；从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上讲，它就是由“一大二公”的社会文化形态，转变到小康社会文化形态，由“天下为公”的社会，转变“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的伦理社会；从而若从精神哲学或企业美学上讲，就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纯经济发展，转变为具有民生精神、伦理精神及现代企业审美理想的社会经济。
　　那么，怎样完成这种经济转型呢？首先要完成经济转型，须完成文化转型。何谓文化转型？为什么要完成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就是转变文化形态，使之适应已经变革或将要变革的社会形态需要。文化转型转到哪里去？现在提出了要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文化转型的方向，即转变到适应小康社会的文化形态，转变到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方向上来。西方工业化是受他们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支撑的。中国没有这种宗教精神，但有儒家经世致用的伦理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完成经济转型的文化转型，就是要转到儒家经济精神、伦理精神上来。要完成这个文化转型，教育、伦理、道德、宗教、哲学、制度及整个文化意识形态都必须跟上，都必须与之相适应。经济转型、企业转型，都要有这份自觉。有了这份自觉，完成文化转型，才能实现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改变单纯的经济观念，学会从历史哲学上看问题。经济学本来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哲学分化出来的。现在经济学很发达，但从其根本理论上说，它不应该脱离历史哲学看问题。从历史哲学上看问题，经济转型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结构的转变，而是一个文化历史结构的转变，一个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变，包括知识结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心性教化或国民教育等等的转变。因此，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说，乃是治国方式的转变，是开物成务、道济天下的转变，是经世精神的转变。它不是修几条马路、盖几间房子的事，不是税收、钱粮如何的事，而是关于如何治国平天下的事。因此，眼睛不能只是盯着税收钱粮，只是盯着GDP，而是应该改变整个国民经济价值取向，想一想今天的经济发展文明不文明，它应该历史留下什么？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现在我们坐着火车，到处可以看到平地用钢筋水泥堆起来的一片片房地产楼房。这些房地产楼房使用期只有七十年。我们给它加一倍、两倍的时间，一百五十年、二百年如何？到那时，不仅楼房皮将一层层脱落，钢筋水泥也是要塌陷的。一二百年之后，我们今天经济发展，留给历史、留给子孙的不是一片风光，一段历史精神，而是一堆废墟，一片瓦砾，是枯竭的能源，污染的河流与土地！这难道是我们经济建设的价值取向吗？是现代化应该付出的代价吗？真是这样，我们将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子孙。所以，经济发展、企业发展必须改变单纯的经济观念，学会从文化历史哲学上看问题，看今天的发展能够为历史、为子孙留下什么。
　　第三，完成文化转型，就要发展精神教育，改变知识结构。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庄子说：“知者，争之器也。”这就是说，知识不仅是力量，还是争斗的工具。西方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物的知识、经验实证知识基础上的，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建立在这种知识基础上的。这种科学知识，无疑是很重要的，它的发展几乎改变世界，改变了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生活结构。但是胡塞尔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说。”这就是说，现在的科学知识，实证知识，虽然很发达，但它并没有解决人生意义问题，没有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而现在从西方到中国，从学校教育到成人职业教育，整个现代教育体系，都是建立在实证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因此，现在的教育，虽然教了些物的知识，但并没有解决人生意义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人的一生，国家民族发展，不能只靠那点经验实证的知识，只靠从感官材料获得的那点知识，而应该从天道的盈虚消长及人类文化历史发展大趋势中寻找前途与出路。因此，教育不能只教生物物理的知识，不教怎样做人，不教天道性命之理。发展教育，改变知识结构，就是改变现在的教育体系，不仅使学生要获得工具性的知识，更要使其在宇宙浩浩大化中，获得安身立命的知觉主宰处，获得天道性命之理。
　　第四，经济建设要重新考虑人的存在，人的主体性存在。这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元点。怎样看待人的存在，看待人性的本质，也就怎样发展经济。把人性看成是善的，看成是有良知、有先天道德本性的，就进行仁义礼智教化，而发展经济只是涵养扩充人的这种道德本性，就是《大学》讲的“仁者以财发身”；而若把人看成是动物，看成是生物有机体，就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引入到社会领域来，让人争，让人斗，甚至调动人的一切物欲情欲作为经济的杠杆，它就是《大学》讲的“不仁者以身发财”，让人不顾身家性命去发财，去争斗，其结果就是物欲横流。现在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这样造成的。现在许多人已经不懂得良知为何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只有金钱，而没有道义，没有良知。年迈的父母可以不养，但兄弟姊妹却为了老人的几间房地产，撕破脸，打破一切情面，对簿公堂。王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人无良知，还做什么人！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人若丧失道德本性，没有良知，人也就变为畜生，人类社会也就变成动物世界了。人虽然有物欲情欲，但若是不以理性的闸门加以控制，就会变成人性之恶，以此为杠杆发展经济，就等于把魔鬼放出来，挡住正确的历史道路。因此，经济转型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出发点，在整个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企业管理中重新致良知，把整个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重新放到仁爱的基础上，互助互利的基础上，放到仁义礼智的基础上。惟此，才能使经济良性发展，求得社会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乃是道体哲学；形而上言之，则是大道本体论的哲学；而经济学乃是体用之学。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哲学不仅发展出一套经世致用、道济天下的大经济学思想，而且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精神。经济转型，首先要转变到这种大经济学思想上来；国家民族复兴，首先是复兴国家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精神，做到“以大道为体，以经济为用”。惟此，才算完成了经济转型与文化转型，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司马云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为学术，以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大道哲学，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著有三卷《文化价值哲学》（《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另外著有《文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