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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发布时间：2020-11-13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教授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并非易事，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把常态化疫情防控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必须秉持科学精神，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控要求，坚持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及时有效救治患者。为此，需要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社会各界的疫情防控意识。比如，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后，应该主动去发热门诊或相关医疗机构进行检测。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需要继续加强新冠肺炎检测和诊断能力建设，特别是加强发热病人和住院病人监测，开展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有条件的开展胸部CT检查。需要对新诊断的新冠肺炎患者严格实行集中隔离治疗，并落实患者密切接触人群的隔离和医学观察制度，尽早切断传播途径。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继续强化社区防控。社区防控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最重要的防线。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区防控，全面实施网格化、智能化、精准化管理，在社区实现群防群控。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商业机构等都要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制度。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的小环境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社会大防线。在外防输入方面，针对境外疫情的新情况新趋势，采取更加灵活管用的措施，强化外防输入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边境地区、口岸城市卫生检疫和隔离观察救治能力建设，降低输入性病例对我国疫情防控的影响。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系统与数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在谈到加强基础研究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用到了“持之以恒”这个词，党和国家深刻洞察到当前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本质上是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下，强调发展应用型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需求解决重大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纯粹的基础研究，也就是“无用之用”。
事实上，很多原始创新研究并非是具体问题导向的，比如量子、类脑科学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以及纯数学研究，并非马上能够应用，但也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些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带动学科发展，做出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原创基础研究，实现真正的国际领跑。
近年来，基础研究的生态和评价体系有所改善，但与一个理想的创新生态环境还有一定距离。基础研究真正理想的学术创新生态应该是，让广大科研人员真正静下心来，所有人每天思考的是今天研究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做成能解决什么问题、下一步做什么研究等。每天70%～80%的精力用在自己的研究上，而不是把心思放在追求“帽子”等名利上。
由于当下商业化的科研管理评价导向，往往是有多少产出，才决定多少投入，导致大家追求“帽子”等名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从体制机制上作出改变。
李建刚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过去，科技工作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模式，发挥我们在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国家需要什么，就全国一盘棋来做这件事情，非常高效。从“两弹一星”到抗击新冠肺炎科技攻关，都是这样的。
另一种是科学家出于个人兴趣自由探索。同时建立有活力的体制机制，让科学家能在最快的时间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市场转化为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大家一起搞创新，探索100次，只要有两三次能成功就行。美国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引领了世界科技发展100年。
我认为，未来，我们应该把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以国家需求做牵引，可能占60%.70%这样一个较大比重；同时要留一部分，让科学家自由探索。就像我们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应该有80%的工作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剩下20%左右，允许科学家们奇思妙想、探索创新，保证对他们的经费支持。这也是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太急功近利了，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
同时，科学要发展，必须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上站在世界顶尖地位。当下，科学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各个学科交叉融合的大科学时代，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们的重大基础科学装置是别人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集团军”协同作战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未来，这些应继续继承和发扬光大，团队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发挥我们的力量和作用。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任何一种疾病的成功防治，都是以对疾病发病机制正确、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为基础的。因此，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上遇到的挑战，说到底还是在于对疾病发病机制认识上的局限。神经退行性疾病作为一种衰老相关的疾病，本身具有病程漫长、病理机制复杂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存在过于局部化、简单化的问题，将这样一个慢性复杂疾病简单地归结为大脑局部的蛋白聚集或过度磷酸化，现在看来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疾病发病机制的真实面貌。
作为人体中最重要的生理与意识、认知等精神活动的交汇点，大脑同时承载着生理与精神—意识的双重功能。大脑疾病除在生理解剖水平上可以观察到的病变以外，也（而且往往更明显）表现为意识、认知功能和心理上的各种异常和障碍。而神经内分泌网络作为连接大脑和全身的调控系统，其与微生态、免疫、代谢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在大脑疾病发生、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既要关注大脑自身发生的生理—病理变化，也要注重全身系统（微生态、免疫、代谢等）对脑部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打破该领域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重局部、轻整体，忽视和淡化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复杂系统对局部的影响”的研究局限，从“以人为本的整体观”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要更多地关注全身机体微生态菌群失调、免疫炎症紊乱、代谢应激、神经内分泌网络失衡等多维度交互作用在脑部的特征性表现。这样的新思路有可能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发展病程防控上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带来早期诊断与精准干预的变革。
（本栏目资料来源于科学网）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教授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并非易事，需要我们持续努力，把常态化疫情防控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必须秉持科学精神，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控要求，坚持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及时有效救治患者。为此，需要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社会各界的疫情防控意识。比如，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后，应该主动去发热门诊或相关医疗机构进行检测。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需要继续加强新冠肺炎检测和诊断能力建设，特别是加强发热病人和住院病人监测，开展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有条件的开展胸部CT检查。需要对新诊断的新冠肺炎患者严格实行集中隔离治疗，并落实患者密切接触人群的隔离和医学观察制度，尽早切断传播途径。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继续强化社区防控。社区防控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最重要的防线。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区防控，全面实施网格化、智能化、精准化管理，在社区实现群防群控。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商业机构等都要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制度。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的小环境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社会大防线。在外防输入方面，针对境外疫情的新情况新趋势，采取更加灵活管用的措施，强化外防输入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边境地区、口岸城市卫生检疫和隔离观察救治能力建设，降低输入性病例对我国疫情防控的影响。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系统与数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在谈到加强基础研究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用到了“持之以恒”这个词，党和国家深刻洞察到当前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本质上是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下，强调发展应用型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需求解决重大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纯粹的基础研究，也就是“无用之用”。
事实上，很多原始创新研究并非是具体问题导向的，比如量子、类脑科学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以及纯数学研究，并非马上能够应用，但也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些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带动学科发展，做出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原创基础研究，实现真正的国际领跑。
近年来，基础研究的生态和评价体系有所改善，但与一个理想的创新生态环境还有一定距离。基础研究真正理想的学术创新生态应该是，让广大科研人员真正静下心来，所有人每天思考的是今天研究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做成能解决什么问题、下一步做什么研究等。每天70%～80%的精力用在自己的研究上，而不是把心思放在追求“帽子”等名利上。
由于当下商业化的科研管理评价导向，往往是有多少产出，才决定多少投入，导致大家追求“帽子”等名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从体制机制上作出改变。
李建刚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过去，科技工作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模式，发挥我们在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国家需要什么，就全国一盘棋来做这件事情，非常高效。从“两弹一星”到抗击新冠肺炎科技攻关，都是这样的。
另一种是科学家出于个人兴趣自由探索。同时建立有活力的体制机制，让科学家能在最快的时间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市场转化为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大家一起搞创新，探索100次，只要有两三次能成功就行。美国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引领了世界科技发展100年。
我认为，未来，我们应该把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以国家需求做牵引，可能占60%.70%这样一个较大比重；同时要留一部分，让科学家自由探索。就像我们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应该有80%的工作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剩下20%左右，允许科学家们奇思妙想、探索创新，保证对他们的经费支持。这也是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太急功近利了，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
同时，科学要发展，必须在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上站在世界顶尖地位。当下，科学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各个学科交叉融合的大科学时代，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们的重大基础科学装置是别人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集团军”协同作战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未来，这些应继续继承和发扬光大，团队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发挥我们的力量和作用。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任何一种疾病的成功防治，都是以对疾病发病机制正确、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为基础的。因此，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上遇到的挑战，说到底还是在于对疾病发病机制认识上的局限。神经退行性疾病作为一种衰老相关的疾病，本身具有病程漫长、病理机制复杂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存在过于局部化、简单化的问题，将这样一个慢性复杂疾病简单地归结为大脑局部的蛋白聚集或过度磷酸化，现在看来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疾病发病机制的真实面貌。
作为人体中最重要的生理与意识、认知等精神活动的交汇点，大脑同时承载着生理与精神—意识的双重功能。大脑疾病除在生理解剖水平上可以观察到的病变以外，也（而且往往更明显）表现为意识、认知功能和心理上的各种异常和障碍。而神经内分泌网络作为连接大脑和全身的调控系统，其与微生态、免疫、代谢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在大脑疾病发生、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既要关注大脑自身发生的生理—病理变化，也要注重全身系统（微生态、免疫、代谢等）对脑部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打破该领域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重局部、轻整体，忽视和淡化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复杂系统对局部的影响”的研究局限，从“以人为本的整体观”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要更多地关注全身机体微生态菌群失调、免疫炎症紊乱、代谢应激、神经内分泌网络失衡等多维度交互作用在脑部的特征性表现。这样的新思路有可能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发展病程防控上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带来早期诊断与精准干预的变革。
（本栏目资料来源于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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