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薇

　　

　　

　　许多人知道戚发轫，是因为他是中国知名的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多年来，戚发轫在自己技术专业之外的领域基本保持沉默，但实际上，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前院长，戚发轫是人才培养领域的资深观察者，也是实践者。在戚发轫看来，弘扬科学道德是教育中“传道”的一部分，而“传道”、奋斗的信念和冒险精神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三大密码”。

　　

　　戚发轫一直保持着检索国内外重要信息的习惯，人才培养与教育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2004年，戚发轫不顾亲友劝阻，以七旬高龄回到培育他的母校，出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院长。也因此，戚发轫触摸到了当前高校教育体制的一些肌理。

　　“一刀切，没有自己的特色。”戚发轫开门见山地亮出了自己对高校教育体制的观点。

　　“以前我们学苏联，觉得苏联的教育就是最好的；现在我们学西方，又说西方的教育就是最好的。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到哪里去了？以前我们倡导什么样的人才都要培养，现在却竞相搞研究型大学排行榜。”戚发轫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如同一艘一直在寻找航标的船，却在寻找中迷失了航向。

　　根据戚发轫的观察，给大学排行的标准过于量化，直接导致了大学追求功利主义。以论文衡量大学的综合实力，不如比较其在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的贡献以及重要人才的产出量。“套用习总书记说的‘文艺不能被市场绑架’，我们的教育也不能被考核标准绑架。”

　　多年前，杨振宁与丘成桐对中国高等教育发表的各自看法，被戚发轫用来阐释我国大学教育的两个层面。杨振宁认为，“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并以自己在中美两国执教的经历举例说明：相比之下，中国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与此相对的是，丘成桐曾直言，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名教授远离讲台，不传道只授业不解惑，大学培养不出大家。

　　“杨振宁和丘成桐说得都对。”戚发轫说，他们的观点看似对立，其实都有道理，这是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角度。一方面，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是值得肯定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才里没有大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戚发轫认为，当今高等教育恰恰缺少了最核心的“传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不传道，传道就是培养人的理想和信念。一个人没有理想和信念，再好的授业也没用。”

　　理想与信念教育的缺失，人才选拔机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学生在人生选择上没方向、不自由。戚发轫说，大学选拔人才唯分数论，让许多真正热爱某一专业的学生因分数落选，选拔出的人才却未必真正热爱本专业。学生在十余年的学业中，也未能树立自己的理想，在重要的人生选择时，常常由家长与老师代劳。戚发轫不得不承认，在这些方面，中国教育遗憾地落后于西方。

　　

　　教育中的人才分类与选拔的问题在航天领域同样存在。戚发轫回忆自己年轻时，工程组里不仅有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试验员。现在，工作组里都是博士，不可能人人都去搞最尖端的技术，所以有些高学历的人不得不去做一些试验员都能胜任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低效率、高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不少航天人才选择离职。戚发轫认为，人才流动是一件好事，“队伍要活”，把合适的人才留下来才能办好大事。

　　此外，“官本位”思想近年来也逐渐侵蚀航天队伍。“大家都瞄准行政领导岗位”的情况让戚发轫很着急。“这是社会政策与激励机制的问题。”戚发轫说，当了官不仅工资高，还有资源的支配权，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为什么技术人员的工资不能比院长高呢？”在合适的岗位留住合适的人，这也是航天事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戚发轫认为，我国的航天人才队伍相比航天强国美国、俄罗斯，依旧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有这样一组数据：1969年登月时期，美国NASA科研队伍的平均年龄是28岁，是活力与创新力的鼎盛时期；2010年时，NASA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已到42岁。近几年，戚发轫也曾走访俄罗斯，其航天人员中60岁以上者达40%，老龄化严重。与此同时，中国航天人员的平均年龄则在35.36岁，领军人才也只有50岁出头。年龄结构与创造力成为中国航天的后发优势。

　　中国航天事业的迅速崛起，让美国不无担忧。奥巴马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目前的航天实力与美国相比确实还有一定差距，但潜力巨大，不容忽视。奥巴马认为，中国航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一是有强烈的政治需求——强国梦，二是得益于快速发展的经济，三是源自年轻且富有奉献精神的科研团队。对于后者，戚发轫十分认同。他说，“年轻的队伍是看得到的优势，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是看不到的优势”。

　　戚发轫认为，航天系统里一直有一种精神上的延续，这是美俄所不具备的另一项竞争力。有两个故事被戚发轫用来解释这种延续。

　　戚发轫研究“东方红三号”时与德国交流频繁，也因此了解了德国航天系统的许多工作机制：周一、周五绝不做精确和重要的工作，因为周一还没收心，周五心已经散了。对于中国航天的快速发展，曾有德国科研人员不解地问：“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办法，一年能发射两艘飞船？”戚发轫回答：“告诉你，你也学不会，我们的工作是从周一到周日，从白天到晚上。”德国人惊呼，这违反劳动法。戚发轫说，“不然我们凭什么能比你们走得快？”

　　时代催生了观念的改变。但在航天系统，为国家需要而随时准备奉献的精神却得以保留。2003年，SARS疫情达到高峰，戚发轫正带领京内外不同单位上百人一起在航天城为“神舟五号”出厂做准备。“如果有一个人染上疫情，那上百人就无法进行工作。”因此，只能规定谁都不许回家，一百多人几十天被集中在一起，直到任务完成。戚发轫认为，也许现在已不需要时时刻刻为国家冲锋陷阵了，但当国家需要的时候，航天人就必须具备这种精神。这种急国家所急、协同攻关的精神是中国航天事业赶超美俄的关键优势。

　　每当提起价值观的重要性，戚发轫总会反复强调以“热爱祖国”为核心的“两弹一星”精神和以“自力更生”为核心的航天精神，但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却一直颇有微词。“让现在的年轻人像我们当年一样没日没夜地干，谁还愿意留下？”直到一件事让他对“载人航天精神”有了新的认识。

　　一次在飞机上，戚发轫旁边的老妇人得知他是航天人后，不无抱怨地对他说起了自家的事：“你们搞航天的太不人道了，我女儿嫁给你们航天人后，三年都没小孩，女婿经常一个月都不回来一次。”戚发轫很诧异：“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工作还这么紧张？”回到北京后，他又特意去了解情况，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所在的单位，前段时间刚搞成了美国都没能成功的某超高音速武器项目。

　　“我终于理解载人航天精神的精髓了，就在‘特别’两个字，这个‘特别’指在国家特别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具备这样的精神。”戚发轫说。

　　

　　尽管新一代航天人在爱国、自主等方面的价值观让戚发轫颇为骄傲，但他们依旧存在难以与美俄人才队伍抗衡的不足。说到“创新”二字，戚发轫的手指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两下。

　　戚发轫说，若与美俄相比，中国还算不上航天强国。强国要去引领技术，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出跟踪的圈子。“50多年前我们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要填补空白，所以是跟踪；现在我们要想变成强国，就必须有自己的创新，做别人没做过的，去引领。”但我国科研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对创新形成了桎梏。航天人有句老话：我们失败不起。戚发轫说，解决有无问题时不允许失败，因为填补空白是亟须要做的，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不能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

　　“我们一直把航天事业当成工程去做，而工程是不能有失败的。”戚发轫回忆，他在参研第一颗导弹时，曾经失败过。试验现场，人们一片愁容。他回忆自己的心情“犹如天塌下来一般，无地自容，恨不得自杀”。此时，现场的一位领导鼓励大家“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这句话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后来终于成功。

　　如今在航天界行走60多年后，戚发轫已经能坦然说出一句“我是经历失败最多的人，也是受益最多的人”。他强调，创新不都是工程，创新需要冒险，冒险就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得不到宽容将不会有人去创新。

　　“这是由我们的文化与环境造成的，但我们必须改变。当前航天领导已明确提出：型号工程不允许失败，研发项目要宽容失败。这就是观念上的进步。”戚发轫说。科

　　

专家简介　　

　　戚发轫，1933年4月26日生，辽宁省复县人。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1967年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卫星和飞船的研制，曾任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过多个卫星型号和飞船的总设计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顾问。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三等奖各一次，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中的技术科学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