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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发轫解码人才之道

来源:  发布时间:2021-06-03

  
李白薇
  
  
  许多人知道戚发轫,是因为他是中国知名的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多年来,戚发轫在自己技术专业之外的领域基本保持沉默,但实际上,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前院长,戚发轫是人才培养领域的资深观察者,也是实践者。在戚发轫看来,弘扬科学道德是教育中“传道”的一部分,而“传道”、奋斗的信念和冒险精神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三大密码”。
  
“有教无类”去哪儿了
  戚发轫一直保持着检索国内外重要信息的习惯,人才培养与教育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2004年,戚发轫不顾亲友劝阻,以七旬高龄回到培育他的母校,出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院长。也因此,戚发轫触摸到了当前高校教育体制的一些肌理。
  “一刀切,没有自己的特色。”戚发轫开门见山地亮出了自己对高校教育体制的观点。
  “以前我们学苏联,觉得苏联的教育就是最好的;现在我们学西方,又说西方的教育就是最好的。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到哪里去了?以前我们倡导什么样的人才都要培养,现在却竞相搞研究型大学排行榜。”戚发轫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如同一艘一直在寻找航标的船,却在寻找中迷失了航向。
  根据戚发轫的观察,给大学排行的标准过于量化,直接导致了大学追求功利主义。以论文衡量大学的综合实力,不如比较其在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的贡献以及重要人才的产出量。“套用习总书记说的‘文艺不能被市场绑架’,我们的教育也不能被考核标准绑架。”
  多年前,杨振宁与丘成桐对中国高等教育发表的各自看法,被戚发轫用来阐释我国大学教育的两个层面。杨振宁认为,“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并以自己在中美两国执教的经历举例说明:相比之下,中国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与此相对的是,丘成桐曾直言,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名教授远离讲台,不传道只授业不解惑,大学培养不出大家。
  “杨振宁和丘成桐说得都对。”戚发轫说,他们的观点看似对立,其实都有道理,这是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角度。一方面,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是值得肯定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才里没有大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戚发轫认为,当今高等教育恰恰缺少了最核心的“传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不传道,传道就是培养人的理想和信念。一个人没有理想和信念,再好的授业也没用。”
  理想与信念教育的缺失,人才选拔机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学生在人生选择上没方向、不自由。戚发轫说,大学选拔人才唯分数论,让许多真正热爱某一专业的学生因分数落选,选拔出的人才却未必真正热爱本专业。学生在十余年的学业中,也未能树立自己的理想,在重要的人生选择时,常常由家长与老师代劳。戚发轫不得不承认,在这些方面,中国教育遗憾地落后于西方。
  
信念无敌
  教育中的人才分类与选拔的问题在航天领域同样存在。戚发轫回忆自己年轻时,工程组里不仅有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试验员。现在,工作组里都是博士,不可能人人都去搞最尖端的技术,所以有些高学历的人不得不去做一些试验员都能胜任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低效率、高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不少航天人才选择离职。戚发轫认为,人才流动是一件好事,“队伍要活”,把合适的人才留下来才能办好大事。
  此外,“官本位”思想近年来也逐渐侵蚀航天队伍。“大家都瞄准行政领导岗位”的情况让戚发轫很着急。“这是社会政策与激励机制的问题。”戚发轫说,当了官不仅工资高,还有资源的支配权,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为什么技术人员的工资不能比院长高呢?”在合适的岗位留住合适的人,这也是航天事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戚发轫认为,我国的航天人才队伍相比航天强国美国、俄罗斯,依旧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有这样一组数据:1969年登月时期,美国NASA科研队伍的平均年龄是28岁,是活力与创新力的鼎盛时期;2010年时,NASA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已到42岁。近几年,戚发轫也曾走访俄罗斯,其航天人员中60岁以上者达40%,老龄化严重。与此同时,中国航天人员的平均年龄则在35.36岁,领军人才也只有50岁出头。年龄结构与创造力成为中国航天的后发优势。
  中国航天事业的迅速崛起,让美国不无担忧。奥巴马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目前的航天实力与美国相比确实还有一定差距,但潜力巨大,不容忽视。奥巴马认为,中国航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一是有强烈的政治需求——强国梦,二是得益于快速发展的经济,三是源自年轻且富有奉献精神的科研团队。对于后者,戚发轫十分认同。他说,“年轻的队伍是看得到的优势,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是看不到的优势”。
  戚发轫认为,航天系统里一直有一种精神上的延续,这是美俄所不具备的另一项竞争力。有两个故事被戚发轫用来解释这种延续。
  戚发轫研究“东方红三号”时与德国交流频繁,也因此了解了德国航天系统的许多工作机制:周一、周五绝不做精确和重要的工作,因为周一还没收心,周五心已经散了。对于中国航天的快速发展,曾有德国科研人员不解地问:“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办法,一年能发射两艘飞船?”戚发轫回答:“告诉你,你也学不会,我们的工作是从周一到周日,从白天到晚上。”德国人惊呼,这违反劳动法。戚发轫说,“不然我们凭什么能比你们走得快?”
  时代催生了观念的改变。但在航天系统,为国家需要而随时准备奉献的精神却得以保留。2003年,SARS疫情达到高峰,戚发轫正带领京内外不同单位上百人一起在航天城为“神舟五号”出厂做准备。“如果有一个人染上疫情,那上百人就无法进行工作。”因此,只能规定谁都不许回家,一百多人几十天被集中在一起,直到任务完成。戚发轫认为,也许现在已不需要时时刻刻为国家冲锋陷阵了,但当国家需要的时候,航天人就必须具备这种精神。这种急国家所急、协同攻关的精神是中国航天事业赶超美俄的关键优势。
  每当提起价值观的重要性,戚发轫总会反复强调以“热爱祖国”为核心的“两弹一星”精神和以“自力更生”为核心的航天精神,但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却一直颇有微词。“让现在的年轻人像我们当年一样没日没夜地干,谁还愿意留下?”直到一件事让他对“载人航天精神”有了新的认识。
  一次在飞机上,戚发轫旁边的老妇人得知他是航天人后,不无抱怨地对他说起了自家的事:“你们搞航天的太不人道了,我女儿嫁给你们航天人后,三年都没小孩,女婿经常一个月都不回来一次。”戚发轫很诧异:“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工作还这么紧张?”回到北京后,他又特意去了解情况,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所在的单位,前段时间刚搞成了美国都没能成功的某超高音速武器项目。
  “我终于理解载人航天精神的精髓了,就在‘特别’两个字,这个‘特别’指在国家特别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具备这样的精神。”戚发轫说。
  
不失败,无创新
  尽管新一代航天人在爱国、自主等方面的价值观让戚发轫颇为骄傲,但他们依旧存在难以与美俄人才队伍抗衡的不足。说到“创新”二字,戚发轫的手指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两下。
  戚发轫说,若与美俄相比,中国还算不上航天强国。强国要去引领技术,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出跟踪的圈子。“50多年前我们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要填补空白,所以是跟踪;现在我们要想变成强国,就必须有自己的创新,做别人没做过的,去引领。”但我国科研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对创新形成了桎梏。航天人有句老话:我们失败不起。戚发轫说,解决有无问题时不允许失败,因为填补空白是亟须要做的,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不能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
  “我们一直把航天事业当成工程去做,而工程是不能有失败的。”戚发轫回忆,他在参研第一颗导弹时,曾经失败过。试验现场,人们一片愁容。他回忆自己的心情“犹如天塌下来一般,无地自容,恨不得自杀”。此时,现场的一位领导鼓励大家“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这句话给了他莫大的鼓舞,后来终于成功。
  如今在航天界行走60多年后,戚发轫已经能坦然说出一句“我是经历失败最多的人,也是受益最多的人”。他强调,创新不都是工程,创新需要冒险,冒险就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得不到宽容将不会有人去创新。
  “这是由我们的文化与环境造成的,但我们必须改变。当前航天领导已明确提出:型号工程不允许失败,研发项目要宽容失败。这就是观念上的进步。”戚发轫说。科
  
专家简介  
  戚发轫,1933年4月26日生,辽宁省复县人。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1967年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卫星和飞船的研制,曾任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过多个卫星型号和飞船的总设计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顾问。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三等奖各一次,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中的技术科学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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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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