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的传播证据

文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

题记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从中国东南延伸出了两条远征茶路，一条北上走陆路经过恰克图去俄罗斯，一条南下经过广州走海路到欧美。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实行了在广州对洋人一口通商的政策，海路茶叶也必须从内陆运往广州出口。由于当时茶叶已经成为欧美生活中的必需品，大量东南茶叶向广州汇集，其出口量是北方恰克图出口量的9倍以上。这些茶叶多是闽江、钱塘江、赣江和广东北江流域产茶区的茶叶，由此形成了从产茶区经过大庾岭到珠江口的东南两栖茶路。近年来，我们多次考察了东南两栖茶路上的语言文化，由于一口通商时间不到100年，没有形成类似西南茶马古道上的通语（西南官话），但双方言者很普遍，古道沿途城镇经济文化曾得到高度发展。东南两栖茶路说明道路的功能不仅在于快速和便捷，更要考虑如何带动偏僻山区的经济文化。

东南两栖远征茶路的形成

早在明清以前，翻越大庾岭的古道就已经很活跃，为后来两栖茶路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汉高祖三年（前204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经营南岭以南的岭南地区，定都番禺，从此番禺逐渐成为岭南地区大都会。

汉代翻越南岭入岭南已经有多条古道存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平定南越国启用了这些古道：

“元鼎五年秋……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

“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索隐》：“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

“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

结合我们的实地考察，汉代翻越南岭最活跃的古道从东到西主要有3条：赣粤古道、湘粤古道、湘桂古道。唐宋以来，由于广州港地位的上升和核心汉文化逐渐向东南移动，上面提到楼船将军杨仆走豫章（今南昌）、横浦、梅岭、浈水线路，从唐代开始成为连接岭南岭北的主要线路，这也正是现代赣江连接大庾岭梅关古道，再顺北江、珠江到广州的赣粤古道，近代因为东南茶叶出海，赣粤古道一度成为水陆两栖远征茶路必经段落。

赣江自古有发达的水运，赣粤两栖古道的主要走法是从鄱阳湖沿赣江逆行，在赣州再沿章水逆行到大余，然后翻越大庾岭，在南雄再换船沿浈水、北江到广州。北宋仁宗时曲江余靖已经提到了这条线路，他在《韶州新修望京楼记》有：“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由真水（浈水）最便”，在《韶州真水馆记》有“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岭，下真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岭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宋〕余靖：《武溪集》卷五，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由于古道的持续开发，赣粤走廊的活力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赣粤走廊上留下的大量文化遗迹，也是赣粤走廊活力的证据。

由赣江水路连接北江水路，需要翻越大庾岭。唐代开元年间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使古道更为畅通（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北宋王巩也描述过宋代治理大庾岭路的情况：

庾岭险绝闻天下。蔡子直为广东宪，其弟子正为江西宪，相与协议，以砖甃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行者忘劳。予尝至岭上，仰视青天如一线，然既过岭，即青松夹道，以达南雄州。太平久矣，遐迩同风，非有前世南北之异。（〔宋〕王巩：《闻见近录》，南宋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由于交通发达，经济文化高度提升，比如古道重镇吉州（今吉安），宋代书院、文人极多，进士多达897人，居全国第三。

唐宋以来，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一直是重要的产茶区，清朝这些地区茶叶开始大量走海路向欧洲等地输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规定西洋船只只能到广州交易：

“（番船）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海关传谕该商等知悉。若可如此办理，该督即以此意为咨文，并将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尧，令行文该国总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五百五十。又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年），中华书局1962，p181）

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这一规定极大地提升了广州港茶叶贸易的活力。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又进一步规定各地茶叶只能由内河运入粤省：

闽皖商人贩运武彝松罗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自嘉庆十八年渐由海道贩运。近则日益增多。洋面辽阔。漫无稽查。难保不夹带违禁货物。私行售卖。从前该二省巡抚。并不查禁。殊属疏懈。念其事属已往。姑免深究。嗣后著福建安徽及经由入粤之浙江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傥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拿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清实录嘉庆实录》卷之三百三十二）

当时内河入广州最活跃的线路是经江西赣江、广东北江到珠江口，于是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大量茶叶通过钱塘江水系、闽江水系进入赣江（含鄱阳湖）水系，翻越大庾岭后再入广东北江水系进入广州，形成了东南两栖远征茶路。

东南两栖茶路的两大支系

向赣粤两栖茶路汇集的茶路支线主要有两大支系：一是闽江茶区连接赣江茶区支系，一是钱塘江茶区连接赣江茶区支系。

闽江茶区即福建的闽系茶，先由人背马驮到闽江上游各支流边，再溯流翻越武夷山到信江，顺信江到鄱阳湖边。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武夷山等地茶经人背马驮或走竹筏木船顺山溪到崇阳溪，再逆崇阳溪运到崇安县。从崇安县（武夷山市）向北翻山越岭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再沿着信江顺水行船到鄱阳湖。《读史方舆纪要》（卷97）提到崇安县西北分水关为“江、闽之襟要”，“商旅出入，恒为孔道”，即是指这条古道。

另一条是武夷山等地茶汇集到南浦溪边的浦城，向北翻越武夷山到廿八都古镇（属衢州），再经广丰到上饶，再走水路顺信江到鄱阳湖。从浦城到广丰当地人称为广丰古道，之间的衢州廿八都古镇，多种方言汇集，至今保存不少遗迹，是古道繁荣的重要证据。由于这条古道上来往货物主要是人挑，浦城又是古道上第一重镇，所以当地老百姓称挑夫为“挑浦城担”。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67）提到唐五代闽人入贡大梁，走的就是衢州、饶州这条道路。

再一条是闽系茶通过闽江上游支流富屯溪在邵武汇集，然后向西北方向翻越武夷山，在扶州顺扶河到鄱阳湖。这条古道汉代已经存在，元代在邵武光泽县杉关置有驿站。

钱塘江流域的山地是徽茶、吴茶的集中产区，吴茶、徽茶沿钱塘江上游新安江横江逆行，过淳安、歙县、屯溪、休宁、渔亭，再走山路到祁门，然后顺饶河上游昌江（阊江）下行，过景德镇、饶州（鄱阳县）到鄱阳湖接赣粤两栖茶路。也可从屯溪西南走山路到婺源，再走顺饶河上游乐安江经过德兴、乐平、饶州到鄱阳湖。这两条茶路是浙江龙井茶、屯溪绿茶、休宁松萝、祁门红茶进入鄱阳湖的主要线路。据当地老人说，祁门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可通船。昌江景德镇以下水运条件比较好。这一带从唐代开始就盛产好茶，因此古道非常活跃，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中记有：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115册，第525页）

吴茶一部分也可走钱塘江上游衢江，再翻越山地，和信江茶路会合后到鄱阳湖，再逆赣江，翻越大庾岭，顺北江到广州。

东南两栖茶路的经济文化功能

由于一口通商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因此东南两栖远征茶路上并未形成通语，但双方言者很多，钱塘江流域的茶路主要说吴语，连接赣江（含鄱阳湖）流域路段多有和吴语赣语双方言者，并形成带有赣语特点的吴语子方言徽语。闽语流域的茶路主要说闽语，连接赣江流域路段多有闽语和赣语双方言者。赣江流域下游主要说赣语，上游主要说客家话，过渡路段多有说赣语和客家话的双方言者。北江流域主要说粤语，连接赣江和北江的大庾岭古道上多有说客家话和粤语的双方言者。这些都证明至今东南两栖古道各连接地段还相当活跃，这也是早期古道活力的延续。

根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p382）记录，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出口价值最高的商品中，茶叶出口总计价值8757471元，生丝出口1682226元，丝织品出口374579元，南京布602409元。可见，茶叶出口价值远远高于丝绸和布。更重要的是，茶叶成为英国很多人的必需品，远征的两栖古道必须存在。同样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926—1929年）的材料，我们可做一些统计。1792年，茶叶已经占荷兰进口中国货物总值的80%以上。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的价值已经占英国从中国进口全部货物的88%以上。到1832年，广州茶叶出口总额占广州全部出口商品总额一半以上，相当于生丝出口总额的7倍以上。根据庄国土（1992，2001）的研究，我们还可以算出一个平均数，即一口通商时期从广州出口英国的茶叶相比于从恰克图出口俄罗斯的茶叶，其比例大约是9∶1，这还不包括其他欧美国家，可见广州出口的茶叶数量相当大。这些数据证明一口通商期间东南远征两栖茶路是相当活跃的。

和后来的五口通商相比，一口通商不利于其他沿海港口的发展，但是一口通商的重要意义也不可忽略。一口通商是东南两栖远征茶路形成的主要条件，两栖远征茶路极大地促进了沿途城镇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为沿途大量劳工提供了搬运就业的机会。东南两栖远征茶路存在时间尽管不到100年，但其作用说明交通的价值不仅在于提高运输速度和缩短运输距离，更重要的是对沿途经济文化的带动，尤其是对僻远山区经济文化的带动，两栖远征茶路的经济文化功能是现代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反思的问题。

两栖远征茶路上到达广州的茶叶成本剧增，但所增加的成本最终转到西洋买主身上，西洋买主之所以仍然愿意做这个买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美及很多欧洲人形成了恃茶性，每天喝茶成了他们的需要，即使茶叶再贵，也不能中断买卖。远征的两栖茶路能够在一口通商的苛刻条件下存在，正是因为在这条远征两栖古道上出现了茶这种必需商品。既然古道有了存在的条件，丝绸、瓷器等各种商品也可利用古道设施传播，由此也带来了古道的活力。在远征线路上如何利用必要商品存活道路，带动经济，也值得人们反思。

参考文献

陈保亚，2017.22，《闽系茶山：远洋茶路的魂与源——词与物的证据》，《科学中国人》。

陈保亚、张刚、王光海、郑建、陈樾，2019.11，《茶马古道重要形态:钱塘江流域两栖茶路——词与物的证据》，《科学中国人》。

马士，1926-29，《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庄国土，1992.3，《18世纪中国与西欧的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庄国土，2001.2，《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厦门大学学报》。

课题支持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项研究得到以下课题资助：

茶马古道上的语言文化调查研究（POSCO TJ Park Foudantion，韩国）。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语言变异和接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JJD7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