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戈

　　
　　
　　15岁那年，杜祥琬在学校的阅览室里翻阅到一本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对壮丽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那一刻，他立志要学习天文学，但在此后的人生进程中，在时代与国家需求的选择与被选择中，直到今天，他也没有机会研究心之所往的天文学，但是——朗朗星空和浩瀚宇宙一直都盛放在他的心上。

　
　
“我是河南人”
　　
　　北京北二环路边上的冰窖口胡同，虽名为胡同，实际上是一条闹中取静的大街，中国工程院的办公大楼就坐落于此。这里是中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刚刚度过83岁生日的杜祥琬院士，虽然卸任工程院副院长一职已10年有余，但依然兼任着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等职务，是当今中国气候变化、能源战略和可持续性发展领域的重要智囊，所以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但他依然经常到这里赴会。
　　接受办公采访的那天上午，由于主持一场视频会议拖延了时间，杜祥琬满怀歉意地站在门口迎候记者。80多岁的老人家腰杆依旧挺拔，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扑面而来给人一种“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有一种有趣的说法，两个陌生的英国人拉近距离的方法是聊聊当日的天气，而两个中国人见面时拉近距离的方法则是互相询问对方的家乡。记者的采访便是从故乡说起的，但是杜祥琬的故乡颇有点“复杂”，一说是开封，一说是南阳，甚至在网络上，这两地的网友为了“争夺杜祥琬”而展开了“论战”，百度词条的信息也几度修订。中国人向来有以乡贤为傲的习俗，在记者的印象中，南阳人上一次大规模争夺的乡贤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
　　当事人最有发言权，杜祥琬对此却大手一挥：“这有什么可争论的，都是河南人，都是中国人，对不对？”杜祥琬出生于1938年4月，这是一个“多事之春”。前一年，北方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南方则爆发淞沪会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山河破碎，烽火连天，残酷的战争也逼迫着中原人民流离失所。当时，杜祥琬的父亲杜孟模先生在开封高中做数学教师，因为抗战，父母随着当时的学校护卫着学生们一路迁移，路过南阳时生下了杜祥琬。“南阳古称‘宛’，以玉闻名，琬的本义就是一种玉，这也就是我名字的由来。”杜祥琬介绍道。
　　在那个硝烟四起的抗战年代，幼小的杜祥琬随家人辗转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自从有了记忆，他耳听着母亲“吕梁，伸出你的铁拳，把敌人消灭在祖国的土地上”的歌声，眼看着父亲与学生们经常慷慨激昂地谈论民族与国家的未来。耳濡目染中，幼小的杜祥琬早早就明白了“落后便要挨打”的道理，没有国家在国防力量上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和安宁。
　　1945年抗战胜利，回到了开封双龙巷老宅的杜祥琬开始了求学生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改变了国人的命运，也成为杜祥琬人生的转折点。杜祥琬的父母是踏着五四运动足迹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开明且正直，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润物无声地教育着子女，使得年少的杜祥琬和他的4个兄弟姐妹自然而然地明白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在这种家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5个孩子后来都成绩斐然，在军事、科技、电子工业以及教育等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双龙巷老宅留给杜祥琬许多难忘的回忆，更多的记忆片断则出现在读书的日子中。“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家里的藏书很多，四大名著不用说了，还有什么《古文观止》《儒林外史》《冰心女士短篇小说集》，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桌面上的，我很小的时候就把它们读了一遍。”同时，由于父亲是地下工作者的缘故，很多解放区的图书也悄悄出现在了杜家，“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等，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杜祥琬回忆道。
　　家中的藏书读了还不够，他还经常跑到学校的图书馆里去阅览。15岁那年，阅览室里一本来自苏联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吸引住了杜祥琬好奇的目光，上面刊登了很多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星际和太空知识，仿佛为他轰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杜祥琬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就想以后要当一名天文学家，立志探求宇宙的奥秘。”杜祥琬笑着说。以他当时的学习成绩，这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高中毕业时，杜祥琬郑重地在志愿单上填下了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
　　如果生活的湖面不起波澜，杜祥琬沿着这条道路行将下去，必将会按照他的心愿在天文学的研究领域有所建树，但是与此同时，国家正在全国各地选派留苏预备生，有规模地组织中国年轻有为的学子去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河南省有两个名额，杜祥琬因为成绩优异而被选中。
　　“服从国家是无条件的，其他的根本想都不用想。”杜祥琬放下了心上的那片星空，北上北京接受培训。然而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曾经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趋于紧张，选派留苏预备生的计划也暂时搁浅，教育部要求这一批已经接受了一年学习的学生们根据高考成绩重新填报志愿。杜祥琬又重新燃起了对天文学的热情，由于已经身在北京，他这次选择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这是当时离天文学最为接近的一个学科。
　　年轻的杜祥琬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一波三折的经历。1959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的他，又收到了国家的一纸调令，在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主持下，国家要选派30名大学生到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留学，杜祥琬再次入选。
　　又一次放下了对星空的憧憬，20岁出头的杜祥琬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列车足足走了6天6夜，穿越东北，进入辽阔的西伯利亚，经过贝加尔湖，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目的地莫斯科。30个同学被分配到了不同的专业，那一刻他才清楚，自己被分到了理论核物理专业。
　　在杜祥琬心中，专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国家需要，他必当全力以赴。留学期间，他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废寝忘食地学习国外先进核物理理论和专业知识。在苏联，他看到一个很短的纪录片，那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见到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王淦昌先生，“他在黑板上讲课，几个苏联的学者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问题”。这个镜头给年轻的杜祥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苏联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能这么毕恭毕敬对待一个中国科学家，非常难得。”
　　有实力才有底气，才会赢得尊重，在异国求学的杜祥琬也感同身受。他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求学将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班的苏联同学就曾经直白地问他：“你在我们这里学原子核物理，回到中国能有什么工作可做呢？”言语中透露着对中国科技的轻视。但是，当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的第二天，还是那位苏联同学，在走廊里发现了杜祥琬，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杜，祝贺你！我知道你要回国干什么事了！”这件事让杜祥琬内心非常震撼，他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
　　
“总有一拨人是要献身的”
　　
　　杜祥琬回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氢弹研究的关键时期，年仅26岁的他成为中国氢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和杜祥琬一起共事的都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但是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人虽然能力超群、性格各异，却都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王淦昌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彼时，他已经从一位屏幕上的偶像成为杜祥琬身边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事。在王淦昌手下工作，杜祥琬不止一次听到他强调，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说了很多次，就是为了鼓励大家，提高大家的士气，不要妄自菲薄”。
　　朱光亚是个沉稳的人，开会的时候并不急于说话，总是默默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吐出的烟圈能螺旋式上升。杜祥琬很快就总结出一个窍门:“只要他一开始吐烟圈，我们就知道他脑子里正在快速地思考，于是就在一旁静静地等着。等他一开口，想不明白的问题往往就迎刃而解了。”
　　于敏比杜祥琬大了12岁，在当时也算是年轻科学家，但是学术功底非常扎实，同时拥有很高的人文素养。“他喜欢京剧，崇尚孔明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还能完整地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杜祥琬至今依然记得于敏“养足底气才能走得更远”的话，人需要底气，这要靠实际工作的积累，打好基础，把事做实了，心里才会踏实，处理问题才会沉稳。
　　“他们深知并且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的灾难和屈辱，一心要改变国家的面貌。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奋斗精神，是这一代人的精神支柱。”在这样一批科学家的指导下工作，令年轻的杜祥琬受益匪浅，他们不仅仅是在业务上给予其指导和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科学道德和为人品格上，也为杜祥琬树立起前进的灯塔。
　　杜祥琬介绍，这些人相互之间，都不称呼官衔。“什么主任、所长，从不这样叫，都是老、小相称，比如说‘老邓’就是当主任的邓稼先，‘老周’是副主任周光召。后来周光召当了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我们见他的面，还是叫他老周。”这不光是一个称呼，而是团队之间的一种温度，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会产生凝聚力，才会产生学术民主的土壤。
　　氢弹技术原理是什么样的？这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即便是这些顶尖科学家们。也没有任何外部的帮助和参考，唯一的办法就是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当时团队召开一种“鸣放会”，杜祥琬回忆，一个教室里，大家坐得满满的，无论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还是五十几岁的老专家，谁有想法谁就上台说，边说边画。“鸣放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大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就像今天所说的“头脑风暴”。
　　一下子，大家提出几十个设想。之后他们用排除法，把几十个想法归纳到最后的4种方案。于敏带领一批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对有希望的氢弹构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通过大量计算、思考、讨论、分析，他敏锐地发现了驱动热核材料聚变燃烧的途径，攻下了突破氢弹原理的第一关。这一天，邓稼先接到了于敏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我们抓住牛鼻子了”，这其实是一个暗号，就是说“我们找到氢弹原理突破的路子了”。
　　氢弹原理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家决定先做一次原理试验。1966年10月，氢弹原理试验的理论设计方案出台，两个月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氢弹原理试验装置完成，一次鲜为人知的氢弹原理试验即将开始。这是中国氢弹全当量试验前的一次预演，杜祥琬研究组在试验中负责一项重要工作——核试验的诊断。
　　所谓“诊断”，就像中医看病的“望闻问切”一样。氢弹一爆炸，里面的物理量人是无法进去察看的，如何通过外部的可观测量，能够知道里面的物理量的空间、时间的变化，这是杜祥琬和同事们要解决的问题。而氢弹相比于之前的原子弹，是完全不同的原理，物理过程要复杂得多，所以要测量清楚氢弹的物理过程，它所需要测量的物理量也与原子弹非常不同。
　　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66年12月28日那一天，在氢弹原理实验爆炸之后，凭靠氢弹爆炸涉及的两个速报项目的测量数据，大家就确切得出了成功的结论。大家都特别兴奋，因为这是从0到1的突破，也是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代表了国家在硬实力上实现了世界级竞争力的跃升，它是中国科技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国防力量的一种展示。
　　放眼国际，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法国用了8年多，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6年多，英国用了4年多，而我国仅用了2年零2个月的时间，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和“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共同创造的科学奇迹！
　　但是因为工程的隐秘性和特殊性，直到40多年后，随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颁发，这一批为了国家和民族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才为世人所知，而此时大多数人都已经风华不在，甚至故去了。杜祥琬为此时常感慨：“我们这一拨人就是要献身的。放眼世界，美国有这么一拨人，苏联也有这么一拨人，一个国家的强大没有这么一拨人的忘我和牺牲是不行的。”
　　此后20年间，杜祥琬的科研生涯进入成熟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核物理理论的研究中去，为了坚守科研一线，甚至主动放弃了晋升的机会，带领着团队建立起核试验诊断理论，改进了核武器的设计，并让我国核武器向小型化、精准化迈进了一大步。
　　杜祥琬说，做科研就像挖一口井，持之以恒就可以挖得更深。但就在他向着核物理研究更深处挖掘的时候，他却迎来了科学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1987年，杜祥琬被选入国家原“863”计划激光专家组。不久，他出任国家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这意味着他要从已经驾轻就熟20年的核物理研究，转向一个新的高科技领域。
　　激光为化学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尤其在国防领域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用于测距、成像、指向、制导、通信及对抗等，世界上的几个大国都在关注着激光武器的研发。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是杜祥琬对于过往年间国内外激光研究的总结，激光技术及应用是硬碰硬的事，不达到一定的技术指标体系，就实现不了相应的应用。美、苏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我国的激光技术还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家把重担放在了以杜祥琬为代表的专家组肩上。尽管当时在核物理研究上已有所成就，但他并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得失，而是着眼于能否为国家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毫不犹豫地将责任一肩担起。
　　项目计划由工程物理研究院来牵头，来自各个不同的研究单位和高等学校的专家组成“国家队”联合攻关。把国家主管部门的战略决策、专家组的技术及管理决策和行政单位的支持保障相结合的做法，开创了工程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但同时这也是一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先例可以遵循的探索之路。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百废待兴，然而，现实的困难或许比杜祥琬想像的还要残酷一些。作为主要负责人，他带领大家摸索目标、技术路线、实施途径，他所面临的考验，不仅是突破自身来自不同科技领域的隔阂，更是如何带好这支由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成员组成的科研队伍，让大家齐心协力做出成绩。
　　“那是我最艰难、最焦虑的一段时间，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目标、技术路线以及途径，都需要我们专家组领头来做，必须要考虑顶层和全局，所以责任大、压力大。这条路之前国内国际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做成功。我们要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杜祥琬回忆道。
　　此后几年，在发展各类新型强激光的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和瓶颈，杜祥琬与团队开启了不分昼夜的讨论与研究。那段日子里，走路、吃饭，甚至是躺下睡觉的时候，他的头脑中都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着关于激光的一切问题，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认真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身边每一位同事与合作者。
　　回首我国激光事业数十年的发展，一波三折，堪称在曲折中前行，但是以杜祥琬为首的团队始终站在国家的高度，怀揣一腔家国情怀，即便际遇起伏，坎坷挫折，也依然坚守着他们的事业和决心，不言离弃，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走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种精密的高技术研究，是硬碰硬的事，容不得一点浮躁，只能潜心钻研，战术上充分重视和细心。充分认识并认真解决每一个环节的技术问题，使每一个技术参数到位。”这是杜祥琬对团队的要求。正是这样的严谨，甚至苛刻，才使他终于带领同事们独立自主地开拓出一条我国发展新型强激光技术的道路，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新型强激光技术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如此，他还始终把培养人才、提携后人视为责任，为我国激光事业培养出了一批领军人才，许多人现在都已成为国家激光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60岁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在转向激光领域研究之后的15年，杜祥琬当选出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分管能源学部，开始负责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等工作。又过了8年，他出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为气候谈判出谋划策。
　　如果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杜祥琬科研轨迹的每一次改变，几乎都和国家高科技发展的需求密切相关。从当年的核武器、强激光，到现在的能源转型和气候问题，他坦言，每开始一项新任务、每一次转折都会经历不适应的过程，也会很焦虑。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杜祥琬感叹道：“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更要坚持不懈地学习，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都是一次重新学习的过程。”
　　杜祥琬将人生动力形象地比喻为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社会需求，一个轮子是个人兴趣。需求好像是个前轮拉着你走，兴趣好像是个后轮，推着你走，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才会有更强劲的力量”。
　　83岁，如果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或许早已过上了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生活，但是作为中国跨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强国梦”的使命感让杜祥琬一刻没有停下过手上的科研工作。
　　201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82万字的《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一书。这是杜祥琬与众多院士专家一起，在国家能源战略研究以及相关生态环境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论文和科普文章集。为方便读者，他把书中有创新性的26个要点汇集在前言中。
　　2017年，杜祥琬牵头，与刘旭、钱易等多位院士一起，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通过“无废城市”试点推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建设“无废社会”的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领导重要批示，决定由原环保部牵头推进实施。
　　到了今年，杜祥琬和同事们又在为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奔走相呼，献计献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淦昌在年过九十的时候，曾经送给杜祥琬一句话：“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当时，杜祥琬以为这句话只是老领导对后辈的一种勉励。但是后来，杜祥琬发现，在王淦昌年过花甲之后，真的做成了好几件大事：地下核试验、推动核电事业、推动激光核聚变、研制准分子激光器、开创国家原“863”计划等。如今，杜祥琬沿着前辈的脚步，也身体力行地在这条没有尽头的科研路上行远不辍。
　　在与记者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杜祥琬对于故人和往事流露出来的都是赞赏与感恩之情，对于几十年间发生的大小事情，他能够清晰地说出每一件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甚至连中学时期的每一位任课老师，以及后来工作中给过他建议和帮助的每一个人，依然能够叫出他们的姓名。而对于那些遭遇过的不公、不幸与委屈他却很少提及，杜祥琬这一生绝非没有经历过坎坷和磨难，但是经过岁月洗礼的胸怀让他把这些坎坷变成了可以吸取正能量的静思。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他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这首在年少时读到的臧克家的诗一直影响了杜祥琬几十年，时刻提醒着他要做什么样的人。他经常说：“做事先做人，做人要有胸怀，不要总从小处着眼而斤斤计较，要把心胸放得开阔一些。”
　　两年前，杜祥琬将科研实践之余写作的回忆类、散文类、随笔类、诗歌类等非专业文字结集成册，著成《写在科学边上》一书，将几十年科研人生的沿途风景和心路历程呈现给读者。在他的笔下，记叙着故乡炙热的土地，记叙着父母厚重的爱，记叙着与同事一路走过的情谊，记叙着每一件值得纪念的大小事情。在隽永深沉的文字背后，你会读到一个内心情感细腻的杜祥琬。
　　妻子毛剑琴是他的北大同窗，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位自主培养的航空航天领域女博士，后来她长期进行航空航天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杜祥琬夫妇是一对实干的人，说得少，做得多，两个人为了国家的科研事业废寝忘食，一起走过艰难岁月而相知相守，杜祥琬在给妻子的诗中就曾写下“共渡灾难时，困苦见真心……但愿人长久，共勉知我心”的告白。
　　对于儿子毛大庆，杜祥琬没有老一辈人的家长作风，一直将他视为朋友对待，虽然工作繁重，但是杜祥琬并没有缺失孩子的成长。杜祥琬最长的一首诗写在毛大庆12岁的时候，叫作《心中的希望》：“因为那时候他在城里的姥姥家上学，我是每隔一天下班骑着车去看他，骑车来回的路上，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词儿。”等到毛大庆20岁的时候，杜祥琬又写了一首五言长诗送给他。“后来，他把我给他写的两首诗都抄在笔记本上，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心里也很高兴，感觉他能理解我的心意。”
　　对于科研路上一起跋山涉水相携而行的同事们，杜祥琬有着更为深沉的情感。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几乎每一位曾经与他同甘共苦的同事或前辈故去，杜祥琬都会用蘸满深情的笔端写下一篇篇怀念文字。在67岁那年，他重返核武器试验基地，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写下《享受辽阔》一文：“这广袤无垠的戈壁荒漠，为一批批为国奋斗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为民族的兴盛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成一点有用的事。这种精神享受是无可替代的。”
　　如今，83岁高龄的杜祥琬，仍旧工作在一线，除了各种科研工作和顾问之外，他还到全国各地积极地向年轻人们宣讲“两弹精神”。时光虽然远去，但是精神不可消失。杜祥琬对于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充满了期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后人不断胜过前人的国家。”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回顾往事，从中原故土到异国他乡，从戈壁荒漠到川蜀深山，从核武器到激光、到能源，再到气候，从“小杜”到“老杜”，再到“杜老”。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杜祥琬始终坚持着“以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的人生态度。“我们为国家做科研，首先要有献身精神，要有勇攀高峰的担当，遇到困难绝不动摇。还要耐得住寂寞，既然设定了目标，就不能轻易放弃。”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特别加重了语气。
　　当年在书斋仰望星空，迷恋宇宙的少年，可惜此后半生从没有机会踏入这一领域。然而，就像杜祥琬文字里写的那样：宇宙之大、历史之长皆可包容在人的心田和脑海之中，最辽阔的，还是人类的思维和胸怀！虽然对于没有成为天文学家，他也会笑着说“略有遗憾”，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再给杜祥琬一次选择机会的话，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听从国家的安排，以身许国，生死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