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腾波

2008年引起全球动荡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余年，世界承平日久，对于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又成为国际上的主流观点。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人类陷入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遭受严重的冲击，甚至在未来几年都难以走出疫情影响。面对跌宕起伏的时代大势，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运行质量的平稳运行？这是宏观科学家自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深耕宏观经济学多年，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王鹏飞看来，就像自然界有沧海桑田一样，经济也自有其消长的规律。宏观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对宏观经济、金融和货币这三者的关系进行剖析，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从而对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来避免类似大萧条这样的经济危机再次发生，进而完成“经世济民”“利济苍生”之使命，这是他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相遇：“锲而不舍”

出身农门，王鹏飞很早就知道，“读书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在初中班主任的劝说下，年少的王鹏飞在那个普遍认知是“考不上中专的，才去上高中”的年代毅然决然地报考了高中，并在3年后顺利被吉林大学录取。

吉林大学醇厚的学风滋养了来自南国的王鹏飞，心中“更上层楼”的渴望也让他萌生了继续深造的念头。在备考研究生阶段，平时“讷于言”的王鹏飞爱上了论坛“灌水”，偶然浏览到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CER”）网页引起了他的关注，其下设的交流论坛也迅速成为王鹏飞输出观点、与人交流的“主要阵地”。当时，东南亚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还在继续发酵，彼时王鹏飞认为“世贸肯定会让中国经济衰退加剧”。这个自述为“一个非常幼稚愤怒而大胆的青年”，向当时支持中国“入世”的CCER联合创始人海闻发起了一对一的直接“抨击”——他给海闻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邮件。然而几天之后，王鹏飞却惊讶地收到了海闻的回信。在信中，海闻对王鹏飞逻辑混乱的地方予以详细的解释和指正，经济学的闪光之处在这次回信中初次展现在王鹏飞眼前，这也让王鹏飞立下了“非CCER不上”的考研决心。

深知竞争激烈，王鹏飞就此埋头“题海”，并在笔试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在面试环节，口头表达不佳让他只能勉强靠笔试成绩保留入学资格。面试成绩出来后，王鹏飞再一次去找当时负责招生的海闻“理论”，他自认已经“try my best（尽力而为）了”，更不明白为什么30分钟的面试要在成绩考核中占据这么大的比例。而海闻的回答也十分明确：“我们中心（CCER）不要那种只是try my best的学生，而是要the best（最好）的学生。”这句话彻底点醒了王鹏飞。随后海闻也以自己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勉励王鹏飞，献身经济学，要吃得苦中苦。他期待王鹏飞在加强口头表达能力训练后，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收获更多。

如今再提及这段“不打不相识”的经历，王鹏飞仍觉得十分幸运。与海闻的两次“冲突”，没有成为王鹏飞进入经济学领域的阻碍，反倒成为他从研之路的基石。在导师宋国青的带领下，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成为王鹏飞的主攻方向，利用经济学模型研究经济问题的方式也成了崇尚“眼见为实”的王鹏飞用来做学问的基本方法。

3年时间倏忽而过，在导师的鼓励和推荐下，王鹏飞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求在理论思考和数据分析层面更加精进。在那里，导师文一对凯恩斯“自我实现预言”的研究，引起了王鹏飞的兴趣。所谓“自我实现预言”，是凯恩斯对于经济危机的一种解释，其含义是，即使外部世界没有发生变动，人的预期也会导致整体经济的波动，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汇率危机、银行挤兑等现象，凯恩斯将预期的变化视作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这种理论让王鹏飞感到十分新奇。不过，自凯恩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这一理论以来，相关研究一直缺乏一个能够自洽一般均衡理论的模型来解释这一理论，在导师文一的悉心指导下，长于经济学模型研究的王鹏飞，就此开始了为凯恩斯思想“配型”的工作。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到文老师的办公室里和他讨论问题，每次讨论至少一个小时。从研究方法，到如何处理评审意见，都是文老师手把手教会我的。”王鹏飞回忆道。师生通力合作之下，王鹏飞在博士一年级结束时，就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发表了论文，这也成为CCER硕士项目毕业生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开端。随后，王鹏飞开启了“高产模式”，硕果频传。到2007年博士毕业时，短短4年间，他已经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4篇论文，康奈尔大学经济系这一“发文纪录”至今仍保持在王鹏飞手中。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结束4年读博生涯，王鹏飞重回祖国，以经济系助理教授的身份入职香港科技大学。在他看来，香港这块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既是中西学术交流频繁的热土，又是享誉全球的美食之都；比起遥远的北美，这里距离父母更近，这些都成了王鹏飞选择香港的动因。就此，香港成为承载王鹏飞梦想和温情的港湾，在这里，王鹏飞用12年时间，写下了自己研究生涯的重要篇章。

相知：十年磨一剑

动静皆宜，是王鹏飞对香港科技大学的第一印象。然而对于步履不停的王鹏飞来说，无暇多顾校园和港岛的美，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自己的研究。“小时候读书，看到牛顿把怀表当作鸡蛋煮了，我还觉得这绝对是个杜撰的荒唐故事。等到我自己做研究时，我才发现这种状态是绝对真实的。”王鹏飞笑言，“有时候半夜想到一些灵感，我会立刻起身记录下来；有时候洗澡时还想着研究内容，洗过澡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洗头……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持续不辍的研究、废寝忘食的工作，也让王鹏飞收获了“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成果”——他将多年对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及凯恩斯“自我实现预期”理论重要性的研究，凝结为在《美国经济学评论》和《计量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多篇重量级论文。

谈及自己的研究方向，王鹏飞笑称是“说来话长”。早在研究生期间，王鹏飞即对国内出现的“兰花热”“集邮热”十分不解，中国股票价格的巨大波动也引起了他的关注。在不断的学习研究中，王鹏飞逐渐认识到，“这些现象都跟资产泡沫有关”。换言之，资产泡沫并不是遥远的经济学概念，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资产泡沫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泡沫一旦“破裂”，可怕的经济危机将会随之而来。对于王鹏飞来说，资产泡沫这种“近在咫尺”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非常令人着迷，引发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在此之前，在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研究领域，传统研究大多使用两期模型，这种模型的好处是理论分析比较简单，但其弱点也很明显。这种模型很难使用真实的数据验证理论，数据频率和模型的衔接状况也并不理想。此外，传统模型强调市场的动态无效性，这会导致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产生负联动性，即人们更多地投资泡沫资产会挤出实物资产投资，从而减少总产出，通过这种模型也无法解释为何泡沫破灭之后经济会出现衰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创造性地将资产泡沫引入主流宏观分析框架，王鹏飞率先在相关研究中使用了全新的无穷期主流宏观模型，同时构造了信贷驱动的资产泡沫理论，并运用贝叶斯结构估计方法识别资产泡沫传导机制，揭示了泡沫破灭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机制，系统地分析了资产泡沫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政府政策对资产泡沫的影响，以及什么是最优政策。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一经刊登，即收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等重要政策机构的经济学家将之运用于货币政策分析，英国《金融时报》也基于这一成果为公众普及资产泡沫与经济危机的原理。可以说，王鹏飞构建的无穷期理性泡沫分析框架已成为当前定量研究资产泡沫宏观效应的主流范式。

而对于经典的凯恩斯“自我实现预期”理论，王鹏飞同样投注了大量心血。他将其引入主流宏观分析框架，发展了一套研究多重均衡和内生经济波动的系统理论，解决了内生经济波动全局动态和定量分析的理论和技术难点。基于这一研究在宏观金融领域的前沿性，该项研究成果被《宏观经济学手册》《计算经济学手册》多次引用，也成为世界顶级经济系诸多博士论文的引用来源。

“关于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的研究，在2010年就‘诞生’了第一稿，等到正式发表时已经是2018年了。而关于凯恩斯‘自我预期实现’的研究，最早在我2006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等到最终发表也已经是2015年了。这两项研究都经历了将近10年的打磨时间，对我个人而言，也确实对这两个问题思考得很深，最终能获得这样的成果，我感觉还是蛮欣慰的。”王鹏飞这样说道。不知不觉间，王鹏飞已经在香港度过了充实的12年。而此时，昔日恩师海闻的一次造访，让不满足于现状的王鹏飞开启了人生的一段新征程。

相守：为国计深远

2019年，海闻教授途经香港，向王鹏飞发出了“加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邀请。这与王鹏飞心中所想不谋而合。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极为亮眼的成绩——近40年经济连续增长率高达9%，足以称之为经济奇迹。而在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如何用系统的经济学模型对其进行梳理，从而总结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将其核心特征以严格的经济学语言描绘出来，并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评估参考，是王鹏飞一直想做的事。此外，海闻提出的“带领年轻老师做一些有意思的研究”也引起了王鹏飞的兴趣。就此，王鹏飞接过母校递出的橄榄枝，以讲席教授的身份进入了地处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既要宏观，又要落地。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微观主体异质性、中层市场不完备性、顶层政府决策内生性等鲜明特征，决定了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际主流宏观理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评估、预测亟需原创理论予以支撑。这也成了王鹏飞回归北京大学后的首要任务。

针对“缺乏适应国情的宏观理论与方法”的痛点和难点，王鹏飞甫一入职，即投入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事实为基础，对宏观经济科学理论进行自主创新的研究中。在名为“基于异质微观主体的复杂宏观经济理论与方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中，王鹏飞期待可以构建一个全面展现中国近40年经济运行特征的宏观经济系统。为此，他率先采用了贝叶斯结构估计方法为金融加速器理论提供了实证检验，通过科学刻画均衡的性状与动态性质，形成对高维内生微观分布实现有效降维的分析方法。植根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研究领域，这一包含“政府—市场—微观主体”三大核心构件的系统，涉及的异质性微观主体包括家庭、厂商和金融机构，他们的内生决策构成复杂系统底层运行核心；商品与要素市场连接不同微观主体并形成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机制；内生的政府决策为市场与微观主体提供内生的制度与政策环境。通过宏观经济系统的定量方法，王鹏飞定量地解释了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的联动性，将企业异质性与市场摩擦有机结合，为资本调整成本理论、存货理论提供微观基础。这套易处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系统，也可以结合微观分布数据与宏观时序数据进行结构估计和数值模拟，基于该系统开发的政策效果评估的定量分析平台，则可以评估并预测政府对复杂经济系统进行调控的实施效果。“在美国、日本及欧洲，他们的央行系统有大量的经济学家构造这种大型的宏观模型，为政策的模拟和制定提供重要参考。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这种大型模型，我们团队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属于中国的大型宏观模型。”王鹏飞解释道。

在此基础上，2020年，王鹏飞主持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金融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也顺利启动。这一项目旨在开发一套连续的、长时间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王鹏飞期待能在更长的时间线上，不断丰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多重均衡与内生经济波动等方向的研究内容。

醉心于科研的同时，王鹏飞也时刻谨记着培养新人的重要任务。从CCER普通学生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的经历让王鹏飞领悟到，潜心向学的年轻教师、一代代莘莘学子，是学院乃至整个学科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的“源头活水”。而他对自己的定位，也从来不是教育者和管理者，而是“一名普通的老师”“一个为学院年轻老师提供服务的人”。王鹏飞热衷于与团队中的年轻人交流，从方向的选择、方法的指导乃至对其科研生活中细枝末节的关照，当初从自己导师身边获得的诸多宝贵体验，也被王鹏飞完整地沿袭下来，传递给后来人。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王鹏飞更明白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之重大：“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次很小的帮助或者点拨，就可能影响学生的一生。在教学的过程中，背负着家长的嘱托和学生的信任，这是很重要的责任。这就需要自身立身立德，在学术和生活层面都要以身作则，给学生提供好的典范。”王鹏飞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将学生视为合作者，对其提出的问题、产生的困惑予以一一解答，引导学生以严肃、严谨的态度对待科研，在学术培训层面下足功夫。王鹏飞希望以此构建师生之间、团队之间的良性互动文化，从而夯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科研的基石，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团队不断实现创新和突破提供助力。与此同时，他认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要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唯有如此，方能拥有“公心”，才能够直面困难、无私奉献，最终成长为经世济民的中坚力量。

回顾从研之路，王鹏飞自2012年起，累计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6篇刊登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Finance等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他已成为全球最高产的青年宏观经济学者之一。截至2021年7月，根据权威经济金融学术网站Ideas/Repec的最新数据，在其收录的全部62504名注册作者中，王鹏飞获得了全球经济学家中第216位、中国内地全职经济学家中第4位、华人经济学家中第8位、北京大学经济学家中第1位的排名。这个当初喊着“try my best”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全球经济学界中具有极高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谈到未来的发展，王鹏飞显得腼腆而坚定：“短期来看，为中国宏观经济学建造大型的宏观经济模型要逐步构建完成，在这个模型基础之上，再通过严谨的仿真模拟实验和数据分析，为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长期来看，我希望能够摸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特别是从宏观经济学思维角度入手的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说，这个时期积累了很多独特的、有趣的经济学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研究。我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最终可以形成中国的经济学学派，沉淀一些基于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