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刘伟敬

吴应清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医的历史和中国的文明一样悠久。在中医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一代又一代名医不断积累治病救人的经验，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医学技术的进步，更是悬壶济世的医学情怀。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从中学开始，刘伟敬就开始阅读与中医相关的书籍，书中所讲述的故事、传达的精神，让他对中医充满了向往。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医专业，自此便坚定地走上了继承和发扬中医之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创新，刘伟敬始终怀着一颗仁爱之心笃定前行。

由来已久的梦想

对刘伟敬而言，学习中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小学三年级时，刘伟敬得了鼻窦炎。当时，父母带着他辗转多家医院都没有根除，最后由北京儿童医院和天津儿童医院进行联合治疗才将他的病症完全治好，当时他所用的药就是中药。从那时起，刘伟敬就觉得：中医真的好神奇。

大学时，刘伟敬就读于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的中医系，跟随国医大师李士懋先生和刘玉宁教授等学习中医知识，对中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在自己的老家进行一些疾病治疗。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50左右的妇女得了一种怪病，被这个怪病折磨了20多年。这个病人找到刘伟敬，请求他为她医治。通过诊断，刘伟敬觉得症状特别像奔豚症，他为病人抓了三服中药，竟然真的治好了这种怪病。

刘伟敬回忆说，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读到了张仲景治疗奔豚症的文章。“当时，我听大人们唠家常，猜想她得的可能是奔豚症，就想给她治一治，但是那时还未对中医进行系统学习，所以没有实施。”这样的事情，刘伟敬一直记在心里，到大学一年级时，他在课余时间有幸跟诊并请教李士懋先生。李士懋先生听完他的描述，认为他的很多诊断都颇有道理，告诉他具体病症还要通过四诊合参来确定。

将奔豚症这个怪病治好之后，刘伟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医者的使命感和成就感。本科毕业后，他迫不及待地投入医学工作中，想把自己的所学所识尽快用于疾病治疗中。他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自己的目标还是定得太低了，自认为已经学了很多，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感。”

毕业后的5年中，刘伟敬一心扑在临床上。他崇尚华佗、张仲景等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轨迹，希望在医学中能够做到“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从实践中出真知”。这期间，他不但系统治疗慢性肾脏病、糖尿病等疾病，还对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慢性咽炎等疾病进行了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

然而，在5年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刘伟敬也意识到，中医的传承不是简单地依靠临床重复，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更需要讲究科学证据。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决定出国留学，走“以研助医”之路。

还症于病，还病于人

2007年，刘伟敬前往韩国全北国立大学临床医学系进行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学习和研究，在短短4年内便以优异的成绩及研究成果被提前授予硕士及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以“特需人才”被广东医科大学院附属医院引进回国，任肾病研究所副所长。2016年，他被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引进，从事糖尿病及各种肾病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并在平台的支撑下积极探索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完美结合的路径。

“中医有非常多优秀的思想及治病思路，我们要学会用现代的语言讲给别人听。”在科研和临床工作中，刘伟敬提出了“还症于病，还病于人”的观点。他在中医药治疗肾病及糖尿病方面独具心得，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慢性肾衰竭、糖尿病肾病、IgA肾病、膜性肾病，纯中药治疗糖尿病。他先后提出应用“和”“清”“疏”法治疗糖尿病和用“补”“通”“消”法治疗慢性肾脏病的思想，还提出以“循证医学”为主导，以临床经验为辅助，以病人为中心实施中西医理论相辅相成的“精准医疗”的理念，旨在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治疗手段。

“我最核心的一个科研思路就是糖尿病怎样治疗，怎样防止其并发症。若发展成糖尿病肾病后，又该如何延缓发展。”刘伟敬说道，“古人也得糖尿病，为什么很多人能治好。那到了现代，为什么得了糖尿病，只能靠胰岛素维持？我就很困惑，我始终认为中医一定能医治糖尿病。”

哪些糖尿病病人可以被治好？哪些病人不能被治好？被治好的病人又是如何被治好的？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刘伟敬意识到，他们医治的不是糖尿病，而是人；中医也并不是不能治疗糖尿病，而是没有重视从代谢的角度去研究糖尿病。代谢异常最容易出现伏邪，以此为灵感，刘伟敬开始围绕伏邪理论研究糖尿病的防治方法。

伏邪是指伏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病邪，包括伏风、伏寒、伏暑、伏湿、伏燥、伏痰、伏瘀、伏毒等。刘伟敬和他的团队从“伏邪”理论探析了糖尿病肾病，为进一步理解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提供了思路；从“伏痰、伏热”理论论治糖尿病肾脏病，为治疗糖尿病肾脏病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他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使很多病人摆脱了对胰岛素等药物的依赖。

最让刘伟敬感到欣慰的是看到自己的努力能惠及患者。他回忆，在一次为两位病人看诊的过程中，一位病人跟他说治疗好糖尿病后感觉自己身体年轻了5岁，另一位病人随即说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当我们把中医所说的伏邪给病人去除掉，把他们的代谢调节好，他们的血脂、血糖等都会正常。这不但治好了他们的病症，而且也会把他们的身体调到最佳状态。”刘伟敬说道。

从临床来，到临床去

“中医是中国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大浪淘沙出来的科学的医疗方法，只不过现代社会还无法用一个科学的手段来证明它。如果说西医是从实验室走出的科学，那中医就是从实践中诞生的科学，它是在千千万万中国劳苦大众身上得到实践的科学。”刘伟敬说道。

在研究糖尿病肾病和络病理论的相关性时，刘伟敬结合吴以岭院士、吕仁和国医大师和王耀献教授的研究，完善了肾络理论体系。他发现，将临床上的发现投入实验研究，再将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应用到临床上，其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比如一个处方，它在临床上有一定的疗效，我们通过实验发现，某一味药加进来可能会更好。我们把这味药加进来，发现效果真的更好。也许前期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实验室里得出的一些数据会支撑你一直坚持使用。当应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生质的改变。”这些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并邀请刘伟敬担任《生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hysiology）编委、《糖尿病研究杂志》（J Diabetes Res）专刊客座主编等。这些经历让刘伟敬更加明白：从事中医诊疗的医生一定要进行中医研究，这样才能推动中医真正往前发展，真正做到继承精华，守正创新。

同时，刘伟敬在教学过程中，也常常教导学生要重视临床研究和临床总结。他说，只有从临床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到临床反复实践，中医才能够在这种方式下不断优化。除了日常的临床和教研工作外，他还担任着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年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负责全国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青年骨干的学习组织等工作。他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要让青年医师学会用中医、西医两条腿走路，真正做到为了临床而科研。目前，青年委员会正积极推动医学和工科的交叉研究，致力于用工科的手段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进而促进中医的长足发展。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刘伟敬最崇拜的是古代名医张仲景。从张仲景的故事中，他感悟到从医不但要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更要学无止境，终身保持学习和实践。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热爱中医，宁静致远，沿着一代名医的成长轨迹，刘伟敬也正向着更高的追求不断前进。

（责编：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