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建筑创造活动，不仅仅是建造房子，而是要创造居住与工作环境，包括了优美城乡环境的创造；它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建设，还是精神文明的建设。

——吴良镛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改造工程——

一场关于北京旧城的新试验

杨 戈

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北部，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宽6米，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与南锣鼓巷的热闹不同，菊儿胡同更具文化气息。这里可谓是繁华喧闹之外的一片静谧之地，旧石墩和青色小瓦砌成的房脊屋檐无不显示着它显赫的过去。

追溯这条胡同的过去，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历史古迹。在晚清实政改革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荣禄，他是清朝末年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在军政改革、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事件中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菊儿胡同3号、5号和7号正是他的宅邸（3号是祠堂，5号是住宅，7号是花园）。7号院后来还用作过阿富汗大使馆。整个宅邸可分为3部分：西为小洋楼，中为花园，东为住宅。住宅部分又分为五进院落，包括倒座、过厅、正房及两进家祠，中间花园已全部拆除改用，这一建筑群于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荣禄宅邸，还有一座消逝在历史中的宏德禅林，曾经位于菊儿胡同41号。20多年前，这个由破旧的寺庙发展而来的大杂院里，一度住了44户人家，却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下水道，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左右，超过80%的地面覆盖了房子，只有近20%的院落空间还被两棵老树占据着。整个菊儿胡同是一个积水、漏雨、危房的典型地区。因为建筑密集，许多家庭没有日照，厕所都在院外，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居民存在改善住房条件的迫切心情与强烈愿望，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改造旧城的巨大冲击力。但老城保护和改造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怎样在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让老建筑满足现代人的居住需求？198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受邀对菊儿胡同操刀“动手术”。他在经过仔细研究后，提出了居住区的“有机更新”与“新四合院”的设计方案。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良镛常说，“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吴良镛在胡同改造中的理念，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达成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社会共识。

吴良镛为菊儿胡同精心设计，力争保留建筑原有的历史底蕴，但同时着眼于人的需求，基于“有机更新”的理论，致力于将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传统古都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宜居社区。改造方案前后审查了8次，吴良镛仍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设计图纸就出了95张之多。

吴良镛创造性地提出了类四合院住宅模式，并从1989年起在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工程中分期予以实施。按照这样的思路，菊儿胡同的改造吸取了南方住宅“里弄”和北京“鱼骨式”胡同的特点，以通道为骨架，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同“跨院”，有的在传统厢房的位置用过街楼联系两个庭院，使整个建筑群交通方便，由此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两条南北信道显得四通八达，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

为了保证合理日照，吴良镛还专门在底层窗台计算冬至日的日照条件，把楼梯安置在楼房四角，楼梯下方做开敞布局，使院落与院落间能够形成通风，两棵曾经占地的古树也不再被憋屈在一圈棚户里，而是解放出来成了院落的中心。院子里的金鱼缸、古树依然留存，老北京四合院“天棚鱼缸石榴树”的意境犹在。房屋的檐口和屋顶为中国式，轮廓丰富而美观。登上屋顶，还可远眺钟鼓楼，一览旧城风采。.

改造之后菊儿胡同41号院既保留了老北京人“有天有地，有院有树，有街坊有胡同”的居住环境，透着老四合院的亲切劲儿，又把现代城市家居的种种方便纳入其中。科学巨擘钱学森先生参观之后极为赞赏，风趣地称其为“楼房四合院”。

诗意栖居在胡同里

在接手菊儿胡同危房改造项目之前，吴良镛刚刚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思想，在项目完成后，他又发展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可以讲，菊儿胡同改造工程正好是吴良镛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最好体现。

无论建筑的解决方式多么出色，都无法克服它们所在的城市肌理限制。保留城市肌理个性化的价值形态，是激发城市建筑创新活力的源泉。吴良镛认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不应仅局限于个体的历史性建筑及其建筑群的保护，还应对其体形环境的有机秩序进行整体保护，作为城市细胞的住宅与居住区，它的肌理与质地对于构成文化名城的物质环境体系至关重要，不应随便破坏。

为了不打破北京旧城的城市布局，菊儿胡同的改造是采取“肌理插入法”，这是当年吴良镛所提出的理论，即对四合院的改造并不是将它全部拆除，而是根据其肌理局部地以旧代新，用“新四合院”代替原有的传统四合院。

菊儿胡同住宅楼设计参照了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又吸收了公寓式住宅楼的私密性的优点，整个布局错落有致。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是新四合院体系的要素。它较好地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并适应了旧城环境及其肌理；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优点，既实现了较高的容积率，又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还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新四合院”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

在建筑形式上，“新四合院”屋顶处理上以一种精确的“度”分配了平坡屋顶各自所占的量，使人觉得这是现代建筑，又有传统四合院的坡屋顶味，用二、三层的单元楼来围绕原有树木作为庭院，形成“类四合院”。胡同中的树木尽量保留，原有的每一棵老树，不但受到精心呵护，而且在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再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很有趣味。

改造后的菊儿胡同被重新赋予了生机和活力，其在继承中国传统的院落住宅模式基础上，满足住户在庭院空间里的诗意栖居，在不打破原有空间、胡同机理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这对当今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拥有借鉴意义，从此声名鹊起。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又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菊儿胡同也成为唯一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的胡同。

世界人居奖对菊儿胡同四合院住宅工程做出以下评价：“……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城市更新的一种新途径，传统的四合院住宅格局得到保留并加以改进，避免了全部拆除旧城内历史性衰败住宅。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工程还探索了一种历史城市中住宅建设集资和规划的新途径。”

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住宅群能得到如此多的赞誉，在于它创造性、综合性地克服了许多关键的技术原则。“文物保护必须建立在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吴良镛表示，历史建筑的保护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情况变化、创造、发展。菊儿胡同的改造项目强调的是保护城市的肌理，要保护好环境特色，比如古树、传统建筑等，而且要提高物质设施，满足当代生活之需要，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容积率。但吴良镛同时表示，菊儿胡同也只是一个试验，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要盖成菊儿胡同那样，即使在北京，也不是所有的区域都适合那样做。菊儿胡同走的是一条创作道路，不同地方应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创造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