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的“城市规划人生”

杨 戈　蔡巧玉　吕腾波

 

 

“开锁”

——城市和人一样，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所以每一座城市的规划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挑战，正如建筑大师吴良镛所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每年元旦，万象更新的第一天，王凯总会把新一年里的第一个问候电话拨给自己的老师——中国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界的“泰山北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

“喂？噢。是王凯呀！”电话的那一端传来百岁泰斗老顽童般的“嗔怪”， “你可好久没来了噢？”

2023年5月，吴良镛度过了自己101岁的生日。最近几年，吴先生的生日成了中国建筑学人共同的“节日”。他的同事、同行、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会在这一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茶话会也好，展览也好——大家济济一堂，为吴先生庆生。于公，王凯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的现任院长，吴良镛是中规院的高级技术顾问；于私，两个人有着20年深厚的师生之谊。这样的场合，王凯从未缺席。

王凯正式成为吴良镛学生那一年已经38岁，吴先生也已至耄耋之年。彼时，王凯已在中规院工作了15个年头，年近不惑的他带着工作中的各种“惑”，找到了这位顶级的建筑和规划大师“求医问药”，追寻答案。

其实，两个人的相逢相识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40年前。1984年，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读大二的王凯，暑假里和同学们一起到绍兴兰亭进行水彩写生，这是学建筑的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写生的过程中，一个胖乎乎的小老头走了过来，兴致盎然地站在他们身后，时不时问上几句，“你们是哪个学校的”“你们系都设了哪些课程”“你们学校的樊明体老师现在身体还好吗”，等等。

被问“烦”了的同学忍不住反问了一句：“你是谁呀？”

“我是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小老头向年轻的同学们微笑着自我介绍。

王凯嚯地站起了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得意弟子和得力助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的大名在建筑系的学生中如雷贯耳。王凯和同学们留下了和吴先生的第一张合影，为他们拍照的，是吴先生的研究生兼助手左川女士。多年之后，他们一个成了王凯的硕士生导师，一个成了王凯的博士生导师。

彼时，年轻的王凯正深深扎根于城市规划学的土壤之中，起早贪黑地汲取着学科精华，以求打下扎实的基础。他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做起，先设计一栋住宅，练习单体建筑如何布局；再设计一个小区，应该配备哪些公共设施、道路网，以及多大比例的绿地；在小区的基础上，再设计一个街区，直至整个城市的规划。

城市规划学博大精深，研究的是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典型的多学科相互融合的交汇点，不仅要掌握建筑学、工程学、人文艺术和社会学等方方面面，甚至还要懂得地理学、气候学、生态环境学，诸如物种多样性这样的冷知识。“做我们这一行，说得好听一点叫作集大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复杂和辛劳。”王凯会心一笑。

但是，任由千头万绪，在王凯心中，城市规划归为一个点，就是民生，就是衣食住行。“我们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出行问题，日常的休闲问题等，都和城市规划工作紧密相关。”王凯表示，城市规划不是艺术作品用来欣赏的，而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门科学。城市规划好不好，要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满意，老百姓最有发言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老百姓对城市工作不满意的点，比如交通拥堵、购物不便、停车难、光照或噪声有影响，甚至大妈们吐槽跳广场舞没有地方，这都是我们城市规划需要考虑的问题”。

1986年，王凯在同济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规院工作。这让他直呼幸运，因为作为我国城市规划行业的“国家队”，中规院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直属科研机构，接触到的都是大尺度和高层次的研究，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舞台。

王凯来到中规院的第一时间，就赶上了参与国内第一部《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编制研究，这是规划行业的第一部国家标准，意义重大。彼时，改革开放没多久，国内很多城市在编制规划时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标准。“就好比测重量，你家的半斤是五两，他家的半斤是八两，标准都不一致，拿来的数据没有办法比较，就没有办法做科学分析。”王凯介绍道，在当时，统一“度量衡”就成为一项亟须解决的基础性工作。

在编制组组长蒋大卫先生的带领下，王凯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全新的工作。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所面临的挑战，既有科学性的问题，更有认识上的问题，还有各地管理水平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

“当时，‘文革’刚刚过去10年，很多人的思想观念还不统一，理解上也不一致。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之间，认知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王凯回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经过了一轮轮的激烈讨论，一轮轮的反复博弈，甚至拍桌子的争吵，最终才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思想认识和标准，后经建设部批准印发实施，成为我国编制、审批城市规划的主要技术依据之一，解决了此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城市用地分类和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规划建设指标体系的问题，对科学管理土地资源和合理保障建设用地需求、提高城市规划质量、促进技术进步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王凯不断学习和成长，逐步完成了从青涩向成熟的蜕变，他的工作也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关怀和指点。当时已经担任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后改组为建设部）副部长的前任院长周干峙，也在持续关注和鼓励着王凯。作为组长的蒋大卫更是亲力亲为，手把手地带着王凯开展科学研究与试验验证工作。

老一辈做事严谨的工作态度给王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仿佛从来没有过“差不多”、“凑合”和“将就”这样的字眼，对于数据准确性的要求必须做到百分之百，做规划必须亲自下现场做第一手的调研，绝不能道听途说。为此，王凯在工作之初的短短几年，就上上下下跑了全国各地近百个城镇做调研，了解当地具体情况，只为拿到第一手数据。

不了解城市规划的人往往对他们的工作充满了误解，认为搞城市规划的人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对着电脑，比比划划。然而，他们并不清楚，规划工作者肩上担负着千钧重任和职责，使得他们夜以继日，精益求精，不敢有一丝懈怠。他们经常要到各处实地考察调研，风吹日晒、风餐露宿皆是家常便饭。

1988年，王凯被派到海口，参与海南省建省之初的系列规划。当年，海南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基础设施的落后也超乎想象。“我们住的招待所，天天晚上停水停电。”王凯印象最深刻的是楼道里的大水缸，事先总要盛满了水。这缸水要一水多用，饮用、洗菜、洗澡、冲厕所全靠它。闷热潮湿的天气，让王凯和同事们苦不堪言，没有空调的加持，只能靠一台电风扇“续命”，“人还好说，但是我们手工绘图用的硫酸纸，由于潮湿，软得不成样子，一拿起来就好像——海口海边的波浪。”王凯想出了这个“因地制宜”的比喻。

但是，艰苦的外部条件并没有淹没年轻人的雄心壮志，王凯在又潮又湿又热的环境里加班加点和通宵达旦，高强度地工作了整整一年，全年的工作量是他在北京时的3到4倍之多。

其实，当时也有人提出过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案，就是将海口原有的老城区，通过“摊大饼”的方式直接扩大也可以交差，但是，王凯笃定“城市规划的眼光一定要看得更远一些”，他吸收了当时国际上的先进规划理念，和同事们提出来“一市三城”的结构。

“海口是个滨海城市，海岸线很长，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海口由3个组团构成。老城作为一个组团，往西的长流镇，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成为一个组团，再往西一个组团，中间有隔离带分隔，形成一个带状组团的结构。”回过头来看，方案是颇具远见的，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如果当时只是摊了一张“大饼”，若干年后，很多城市功能是远远承载不下的，而在海南特区成立35年后的今天，海口市的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但依然是在以王凯和同事们当年提出的“一市三城”为蓝图的基础上不断延展。

从懵懂的新人，成长为中规院不可或缺的骨干，在海南度过的那段时光让王凯对于城市规划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理解。那时经历的许多辛苦与磨砺，也使他受益终生。海口之后，王凯又马不停蹄地参与了很多城镇、开发区的规划，包括秦皇岛市的规划、青岛开发区的规划，再后来又做到京津冀的一些研究，浙江、江西、新疆等多个地区，杭州、宁波、厦门等30余个城市的规划实践。

担任过中规院院长的邹德慈院士看到王凯的成长十分欣然，他不断为这个年轻人压担子、扶梯子、搭台子，将中国工程院委托的诸如“我国大城市连绵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展战略研究”等一系列重大咨询项目，都指派王凯以重要成员的身份参与其中，有些研究还开玩笑地冠以他“CEO”的头衔，全权交由王凯具体执行相关研究工作，使得他在城镇化、区域规划、城市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城镇和人一样，都有各自的脾气和个性。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甚至人文环境和人口素质都不同，所以每个城市的规划方案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挑战。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创新的过程，往往这个过程也最磨炼人的意志！”王凯的工作经历多了，也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当这个时候，王凯就会想到吴良镛先生的教诲，看问题、做事情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甚至“因人制宜”，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打开城市发展的大门。

比如在秦皇岛市的规划中，王凯也采用了“一市三城”的规划模式，但和海口大不相同的是，秦皇岛的3个城区拥有各自明显的特色。城市中间是海港区，作为港口城市，它的工业用地比例就要比常规的比例高一些。西面是北戴河，城区很小，但到了旅游旺季，人会突然一下来得特别多，用哪个人口基数（常住人口还是旅游高峰人口）来计算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而最东面的山海关是历史文化街区，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又将是另外一个标准和要求。

2004年，在做北京城的总体规划时，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但是，王凯在吴良镛提出的“大北京”研究思想之上，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认识。他认为，城市不是孤立的，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独善其身”，很多问题的解决一定是在区域尺度里面来完成。尤其像北京这种特大城市，应该采取开放的思想，将空间结构打开，跳出北京看北京，无论是产业、交通，还是基础设施都要和周边联动起来，如此不仅可以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就是建设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王凯和中规院所做的工作对京津冀地区的科学联动，对北京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得到了国家政府层面的赞赏和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首都北京的未来发展问题，在2013年的河北视察、2014年的北京视察中，特别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想法，并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变化

——全国的城镇格局随着大环境、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等变化不断变化。作为城市规划者，必须时刻紧跟脚步，追寻城市发展规律的本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我国从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40年里，7亿农村人口进城，新增城市400多个，城镇建设用地新增了13万平方公里，住房、道路面积分别提高了28倍和18倍……”王凯口中的一系列数字验证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城镇化建设过程。

随后，王凯又列出了另一串数字，出自他2006版《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首次对人居环境条件的研究：在我国的陆域国土面积上，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人居。从降雨量、温度、湿度等方方面面做的全国资源普查分析得出结论，全国只有19%的国土面积适合人类居住，而在这19%的土地里，还要除去大约55%的耕地。那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真正适于人居的国土面积只占总量的8.55%。这不到9%的数据让王凯得出了一个科学上的判断——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组织必须走集约、紧凑的道路，并且以城市群为中国城镇化的空间承载主体。

为此，王凯有的放矢，凝练出以城镇与自然“精准适配”为核心思想的“国家空间规划论”和“精准分析-适应布局-动态评估”的规划技术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带领团队开展了多项研究和实践。

在参与编制国内第一部《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20年后，王凯又主持了2011版的标准修订工作，确立了城乡统筹背景下覆盖全市域的“城乡用地分类”体系，构建了总体指标“双因子”管控框架下的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创新性地引入“人口规模”和“气候区划”因素，为不同地区的城市选择既符合当地气候条件、满足日照等健康要求，又顺应城市发展普适规律的用地标准提供科学支撑，广泛应用于全国600多个设市城市和2000多个县的规划编制。

在《京津冀城乡规划》中，王凯提出“以水定人、以地定城、以气定形”的“精准适配”规划思路，为环首都国家公园和绿化隔离带等区域重大工程落地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新疆城镇体系规划》中，他提出“城镇布局”与“绿洲和水资源分布”、“精准适配”的规划方案，为全疆新型城镇化行动计划的制定提供了科技支撑；在海南博鳌东屿岛的零碳示范区项目中，王凯探索借力自然与因地施策相结合的“精准适配”方案，带领团队构建了贯通多领域的零碳建设技术体系，目前已建成的16个项目可实现减碳67.4%。

在过往40多年里，全国的城镇格局随着大环境、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等变化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前30年城镇化的主要矛盾是人地矛盾、生态环境破坏、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但过去10年里，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且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造成城市灾害、事故不断。因此，安全底线成为当前和今后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提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不仅要生态优先，更要安全至上，让我们的城市更宜居，更有韧性。

显而易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文明进步到了新水平，城市规划和建设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片面追求速度，而应把重点放在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创造美好生活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吴良镛就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及其理论框架，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为中国城乡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彼时，接受北京市政府委托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改造成为人居思想的最佳实践之一。吴良镛在胡同改造中的理念，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转变，致力于将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传统古都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宜居社区。改造后的菊儿胡同在继承中国传统的院落住宅模式基础上，满足住户在庭院空间里的诗意栖居，在不打破原有空间、胡同机理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第二年又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从此声名鹊起。

就在自己老师获奖的25年后，北京老城区又一项重要的综合整治提升示范工程——崇雍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重担摆在了王凯面前，这一次将由他担负起探索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系统性保护的工作方法和实施路径的双重责任。

崇雍大街不是一条街，而是由几段不同的街区组成，南接天坛，北抵地坛，是贯穿老城南北的主干道之一，自元代以来就是北京内城重要的南北通衢和商业中心。大街两侧1公里的周边地区文物史迹众多，分布有7片历史文化街区、5片历史文化精华区，2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长期缺乏系统性统筹谋划，崇雍大街地区存在着风貌不佳、交通混乱、违建突出、老旧房屋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

在王凯接手这个任务之前，崇雍大街已经改造过多次。类似的街区环境整治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很多个城市都搞过，大多是把一条街的外立面全部刷白或者全部刷灰，统一大街两旁店铺的门头和招牌，“强行复古”。

这显然与王凯的想法相差甚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中特别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价值不仅通过风貌，更重要的是通过功能来进行体现。所以，我们不仅要琢磨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如何更好地保存，同时还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它们利用下去，这其中有很多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亟须解决。”王凯如是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王凯带领团队走上街头，把这条街从元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侧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做了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团队不仅对历史建筑进行仔细的踏勘和调研，详细地查阅它的历史资料，花了很大的精力找了很多历史照片；还走访居民，通过工作坊、议事厅等形式，全面开展公众参与工作，以深入了解这些建筑在历史上的业态和特征，并据此来开展具体的修缮工作。

在王凯眼中，城市的发展宛若人生，有它的幼儿期、青少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转化为历史坐标则代表了5个维度：5000年的文明史、180年的近代史、100年的党史、70年的新中国史和40年的改革开放史。“崇雍大街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中都有不同的特征，每一扇门、每一张窗，它的样式和色彩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体现出北京城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和不同时代的建筑风貌。”

在具体的修缮过程中，王凯特别强调要坚持一种“匠心”，去更好地传承传统的营造工艺，比如，在建筑外立面，他希望能摒弃过去“刷墙”“画缝”“贴瓷砖”等方式，而通过“真砖实砌”来展现真实的传统风貌。在材料使用上，王凯也极留意细节：“刚开始用的是烧制的新砖，但总感觉不尽如人意。后来又把很多老砖老瓦找出来，新旧混搭之后，呈现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崇雍大街的更新项目中，王凯传承了老师吴良镛毕生追求的“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情怀与理想，同时带领团队积极探索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方法，首次提出采用系统性的思路综合开展北京老城复兴问题。工程竣工后，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开展报道，工程广受社会各界与沿街百姓认可，并荣获了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一等奖，成为和30年前菊儿胡同新四合院改造工程交相辉映的老城更新的“金名片”。

传承

——一流的学科之所以成为一流，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和沉淀。

2020年4月，王凯又完成了一次角色的转换，他被任命为中规院的新一任院长。登上更大层面的平台，也让他平添了几分压力和忧患意识。“原来做普通技术人员，做好手头的事情就行了。后来当所长，把一个所的业务拓展、技术创新做好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要有更多的定位、安排、协调和管理的工作。身为团队的领头人，在发展遇到抉择的时候要能顶得住压力，知道带领团队往哪个方向走。”王凯如是说。

尽管做到院长的职位，但在具体的技术工作上，王凯依然身先士卒、亲力亲为。重要的文章和演讲稿，他亲自撰写，一些重大设计项目，也都亲身参与。“因为这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你自己先把事情想明白，才能做得下去。我觉得身体力行地做，比你空口去说十遍二十遍的注意事项要管用得多。”

胸怀存丘壑，落笔绘山河。过往37年的城市规划经历令王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能让中规院更好地服务国家宏观决策和政策制定，更好地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强调理论与实践要高度结合。在担任院长之后，王凯明确提出要以中规院为载体建设城乡规划行业的国家智库，并在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带领中规院正式推出了“中规智库”学术品牌，在第一年就为十余个部委提供超500项决策咨询服务，向各级政府建言献策50余篇，开展122场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应用性研究15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19部，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关注美好人居环境建设和百姓体感与社会热点，发布18个公开报告。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对城市规划的科学决策，愈加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王凯与时俱进，带领团队拥抱新技术，利用中规院数据积累的优势，做起数字城市的研究。在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项目中，王凯构建起“价值-知识-素材-展示”的文化遗产类数字博物馆技术体系，并带领团队建立了传统村落大数据中心，集成了6819个传统村落、43 612栋传统建筑的基础信息。并与抖音、腾讯等平台合作开展公益活动，开设的“宝藏古村”上线一年多以来累计点击量接近58亿人次，通过这种全新的模式，真正让人民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王凯深知，人才是中规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每一年，都会有大量年轻人带着梦想进入中规院，他们在这里成长、成才。我们也会尽力为他们搭建起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在人才培养方面，“传帮带”一直是中规院的优良传统，王凯表示：“我们一定会主动地，有计划、有目的地来培养年轻设计师，并且要敢于让青年人挑大梁，通过大量的工程与科研历练促进他们快速成长并独当一面，就像当年那些老前辈带我们一样。”

王凯时常感叹：“我们这一辈人真是幸运的一代。青年时期有一批学贯中西的老先生言传身教，壮年时期祖国的快速发展为我们提供报效社会的难得机会，我们的研究工作拥有了时代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老前辈离开了这个世界。周干峙院士2014年辞世，邹德慈院士2020年辞世，当初带着王凯完成人生第一项工作任务的蒋大卫先生也在2023年1月离开了人世。成为院长之后，王凯立下了一个规矩，每一位从中规院退休的老员工，无论什么职务什么身份，工会都要举办一个“荣退仪式”，院长和书记只要在京就必须参加，对他们用此生年华为中规院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如今，各种项目会议、研讨、教学、考察，把王凯的时间填充得满满当当，让他像永动机一样不停地辗转腾挪在各个工作环境之下。不久前，他还率团参加了在肯尼亚内罗毕开幕的第二届联合国人居大会，同超过80位国家元首或部长，以及近5000名联合国代表和民间组织代表，共同商讨全球城市可持续化发展战略。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城市规划是一种蓝图，是一种希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千秋万代，子孙福泽。“做城市规划做了37年，诚然辛苦，但我觉得还没有疲倦，反而越发感觉到它的乐趣无穷。”王凯说。

在采访即将结束之际，王凯立下一个“Flag（目标）”，工作再忙，近期也一定要去登门拜望一下老师吴良镛，把近期的一些新认识和新困惑向他汇报，向他求教。“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精力也大不如前，但他岁月沉淀的人生智慧和远见卓识，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启迪我们的‘脑洞’。”王凯严肃并真诚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