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琦玮

　　　郑 心  周晴晴　　

　　2024年是周琦玮加入中国海洋大学（简称“海大”）的第二个年头，也是这所高校在风雨中走过的第一百年整。神州之涯，黄海之滨，致力续写“浩海求索，谋海济国”新篇的师生将“世纪海大，向海图强”的标语挂满了校园。行至百岁尾，驻足回头望，这所兼备“红色基因”“蓝色梦想”的高校已将“科教兴国”四字融进骨血，近些年来不仅引领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第五次产业浪潮，还提出并实施了“透明海洋”“蓝色粮仓”“蓝色药库”等重大科技创新工程，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持续贡献海大力量，而这也正是吸引周琦玮行至此处的根本原因。在她眼中，这样一个“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的平台足以承托起铭刻于每名清华经管学子心底的教诲，即“创造知识、培育领袖、贡献中国、影响世界”的职业终极理想。更为重要的是，海大所营造的“应国家需要，培育硕学宏才”的人文环境，让数年如一日以社会关系、组织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周琦玮深感寻到了归处。

心有归处，路无尽头

　　社会是如何运行的？人才资源是依据哪些“看不见的手”在流动的？人在职场中的心态、情绪又是为什么会发生波动或改变的？这是周琦玮少时，在旁观父亲工作的基础上所凝练出的科学问题。为寻找答案，她曾埋首书海，最终凭借优秀成绩考入中央财经大学（简称“央财”）政府管理学院。不过那时她还完全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结缘科研。

　　“报考央财的时候，我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想选一个自己还略有兴趣的分支领域深入学习。”但迈入央财的校门开启系统学习后，周琦玮才惊觉管理学科所研所想覆盖的范围之广泛完全超乎她的预料。所幸，迷雾之中适时出现了一颗“定盘星”来为她引航指路，他就是她的恩师之一——管理学者毕鹏程。“他是我的人生向导，也是我的坚实后盾。”周琦玮如此形容她与毕老师的相遇。在她的印象里，毕老师是随和包容的，“他会关注我每一个阶段的成长，及时为我提供发展建议；同时，他不会放松任何对研究的要求，如果将科研行为类比为摘取树上的果实，那么他绝对会不断追求、挑战最高处，而非一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指导下，周琦玮才得以逐渐沉淀下对行业的初步认知，并在其后的数次锤炼中慢慢凝结出属于自己的科研观，即社会运转需依靠人物故事来增添血肉，才能生动、可持续地永动下去。由此，她锚定未来要将眼光聚焦于组织中个体行为研究，力争以一个既有深度又不失温度的视角来辨析其背后规律、形成因素，助力我国经济市场扶摇直上。

　　2013年，周琦玮带着自己的职业愿望与毕老师“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殷殷嘱托，进入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直接攻读博士学位。钟灵毓秀的清华园为周琦玮留下的记忆绝大多数都是美好鲜活的，其中，得以师从领导与管理时空理论体系的开创者陈国权更被她盛赞为“最幸运的事”。这位长期潜心于领导力、组织学习、学习型组织等方面研究的学者不仅为周琦玮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思路、提升了理论的高度，也在钻坚研微的态度与精神之上，为她树立了人生范本。

　　2016年是周琦玮在自己的研究路径上崭露头角的第一年，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组织学习的时空理论”系列文章的署名列表中。“这正是陈国权教授助我获取的最宝贵的科研财富，不是指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而是他始终满怀激情做研究的态度与精神，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直至今日，她还常常回想起每每作科研汇报的前一晚，陈教授总会反复检查、修改展示材料直至深夜的严谨，以及为专注事业不惜牺牲休闲时间、主动放弃休息的果决，“陈老师总说，‘成大事者必要有所取舍，我不敢说自己为社会作了多大的贡献，但至少我很清楚，我在向着创立中国自主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的伟大事业不断奋进，那么就要拿出应有的态度’”。

　　有恩师言行珠玉在前，周琦玮自然也不敢懈怠。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很快，她便抓住组织行为学研究的根本特点之一，即基于现象提炼问题，在瞬息万变的发展规律中完成了自己博士论文和博士后项目探讨的系列课题——“个体从过去经历中学习”。“这是陈老师‘时空论’的原创理论体系中一个细微的分支，”周琦玮补充道，“我最初的思考几乎全部起源于一个疑问：一个人是受益于他过去的成功，还是失败？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定论、见仁见智，但正是这种多样性，让我看到了捕捉其中规律的趣味性。”针对不同个体的不同经历性质（成功、失败）、经历数量（单一、重复、量变质变），以及环境特质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等因素，周琦玮展开了不同维度的例证与讨论，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文章。

　　而像这种“有趣”的话题，至今仍然充盈着周琦玮的职业生活，既是她事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激发她不断进取的动力源泉，她说：“社会发展总是危中有机，探讨组织与个人关系的研究正如逆水行舟，不顺应时代发展则会被淘汰，因而要正确认识并把握‘稳’与‘进’的关系。我们身在领域之中，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风传“数”信，山河已春

　　2022年，周琦玮进入海大赓续研究。彼时，她敏锐地发现，我国数字经济的“东风”已经乘势而上，这对于昂扬蓬勃的中国经济市场而言，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故事”。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当作必答题，改革行为浩浩荡荡、蔚然成风，这在带来崭新市场格局的同时，也为相关的研究人员拓展了全新的思维版图，于勇立潮头的周琦玮而言也并不例外。

　　“最初之所以能准确关注到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课题，也多亏了清华经管学院李东红教授的点拨。”至今，在经历过多次合作与交流之后，周琦玮对于李东红教授与业界建立起的联系，以及他的战略眼光仍是心有戚戚，因此，她会将每一次合作看作是消弭信息鸿沟的重要“课堂”，在一次次虚心学习之后，她也在自己最新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中，将目光投向了“企业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面反应”的命题之上，立志为数字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依照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场变革无论初衷如何，对员工而言都是双刃剑，因其虽然有可能会带来更优越、高效的工作方式，但重新接受和学习新方式这件事情本身对于存有惯性的职工而言，已经足够形成压力。“这是面对新鲜事物，我们总会不可避免地存有一些抵触情绪的根本原因，如果组织不能及时发现并助力员工纾解这种压力，那么变革的脚步就很难迈进。作为一名研究者，我能做的首先就是明晰数字化时代究竟对员工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截至目前，通过深入走访多家企业，访谈、问卷调研千余名员工，周琦玮及团队初步发现，员工的大部分心理压力或许源自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挖掘出自身独有的、无法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的特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只有清晰了面对的问题，企业或者说领导层才能够锚定破局点。此外更重要的是，此项研究会为企业带来面对波折的信心。因为通常来讲，变革的双面性会为企业带来一段时间业绩下滑的‘阵痛期’，那么一旦明确了员工的心理活动变化，科学的结论就会告诉我们在短期的业绩下降之后，当员工排解了压力、适应了新的数字技术和环境，实现人与数字技术合作协同后，便可自下而上地传递力量，绩效就会再次实现大幅提升，也就是说数字技术的助益终有一天会显现出来。”她坚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