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性格中显露出随意洒脱和无惧无畏的特点。她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喜欢自嘲，这种率真使她显得非常可爱，爽朗调侃中似乎所有的俗尘烦恼都可以烟消云散。这种乐观恰是她所从事的精神疾病临床治疗和研究事业所必需的。尽管这条道路荆棘密布，但她仍愿意“笑呵呵地”带领众人去从容应对。

——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黄悦勤及其团队

黄雪霜  吴应清  张妍霞　　

　　“我就是一名从事精神障碍临床治疗和研究的大夫和科研工作者。”采访初始，黄悦勤简简单单一句话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亦如她对待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态度。

　　“中国精神卫生事业面临的最令人头疼的难题之一，就是破除社会为这类疾病蒙上的‘病耻感’，其实它就像感冒、发烧、高血压等其他常见的疾病一样，就该有病治病，给予治疗和关怀。”在长达37年的职业生涯中，黄悦勤无数次苦口婆心地表明这样的观点。事实上，这也是所有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治疗和研究从业者共同面临的困惑和心声。

　　“中国成人任何一类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的终身患病率是16.57%，从病种来看，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12月患病率为4.98%。广为人知的抑郁症是心境障碍的一种，后者患病率为4.06%，仅次于焦虑障碍，排名第二，其余依次为酒精药物使用障碍（1.94%）、间隙暴发性障碍（1.23%）、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0.61%）等；此外，65岁及以上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5.56%。”2019年4月，由黄悦勤主导的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项目结果出炉。“以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例，相当于在我国近14亿人口（成人11.4亿）中，约有1.8亿人在一生中会得某一类精神障碍。结果显示，精神障碍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普遍。这种疾病不光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多困惑。”而这，也是黄悦勤愿意倾其一生投入其中的原因。无欲无求，惟解众生之苦。

　　2025年1月初，由黄悦勤牵头的这一项目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为她的职业生涯再添新坐标。

家学渊源，敲开精神卫生研究大门

　　黄悦勤介绍，在公众的认知里，精神障碍常常被简化为极端的行为问题，但实际上，它涵盖了一系列从轻微到严重的状况，包括了睡眠障碍、酒精和药物依赖、进食障碍、网络成瘾，以及人格障碍等。这些疾病可能影响个体的工作效率、人际关系和婚姻生活等，但大多数患者依然能够维持日常的社会功能。精神障碍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遗传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压力，无疑增加了精神障碍发生的风险。

　　治疗精神障碍的手段多样，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后者包括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等。药物治疗是通常手段。心理治疗对于有求助意愿的患者同样有效。物理治疗，如电休克治疗和磁刺激治疗，虽然听起来可能令人生畏，但实际上是安全且科学的治疗方法。

　　精神障碍的预防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增强个体的抗压能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注高危群体，都是预防策略的一部分。尽管遗传因素无法改变，但通过提高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和重视，正确诊治，可以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

　　黄悦勤一直对心理和精神卫生研究充满着好奇心。她出生于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来自高知家庭，早年均就读于清华大学，之后分别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资深教授。家学渊源为她早年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丰富了知识储备，也塑造了她科学的世界观、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开朗的性格。从父母身上，她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批判性地看待问题，以及用包容心态接受新知。这些品质为她日后在流行病学领域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作为“新三届”的一员，黄悦勤考取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从小就被科学和学术氛围所包围，她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滋养，对心理学和精神卫生领域的探索欲望也越来越强。入学后，她不仅系统学习了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还积累了一些临床诊断的技能。

　　1984年本科毕业后，黄悦勤顺利考取本校研究生，并选择流行病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门“可以走出实验室，深入人群进行实地调查的学科”。这对她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乐趣。其间，她和同学们一起，从天南到地北，在广阔的人群中，致力于研究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影响因素及其预防控制策略。在泰山之巅、普陀山下、西湖岸边，不仅留下了她的足迹，也收获了对流行病学更深入的理解和热爱。

　　1987年硕士毕业后，黄悦勤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工作，前前后后在所里待了29年。工作期间，她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之后第一批晋升的正教授，先后任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党委书记兼任科研副院长等职。29年间，她诊治了一批罹患精神障碍的患者，开展了多项大小规模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志于精神卫生工作的学生，并克服重重误解和阻力，钻研新的研究和工作方法，为推动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93年，黄悦勤随丈夫到美国深造。这段时间，勤奋好学的她选择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精神病学与人类行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她有机会对比了中西方文化对精神障碍及心理问题的观念差异。黄悦勤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到美国时，她租住美国家庭的房东就非常坦率地对她说“我要去看精神病医生”，原因是第三次婚姻又触礁了。这与中国人讳言精神病、心理问题的观念大相径庭。之后通过观察和工作，她慢慢发现：美国有成熟的精神卫生立法且精神卫生医疗体系非常成熟，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各司其职，从心理疏导、药物治疗到患者回归社会，都有相应的治疗和管理。而在中国，这些环节几乎全由精神科医生承担，且相关立法才刚起步。这段经历让她下决心要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模式，改变中国精神卫生医疗的落后现状。这为她之后将国际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用于开展各项科研埋下了坚实伏笔。

十年砺剑，书写全国精神卫生新章

　　2012年，由黄悦勤带领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研究团队联合全国9家精神卫生机构承担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正式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现况调查。项目创下了多个行业纪录：第一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精神障碍流行强度和精神卫生服务利用的大样本抽样调查，第一次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复杂抽样设计及样本分配系统进行抽样和样本的分配，第一次采用最为先进及全面的计算机、录音、电话、实地访谈等核查手段和措施进行全程质量控制，第一次联合诸多学科联合开展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等。项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我国居民精神健康调查的历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

　　当奖励和荣誉纷至沓来，只有黄悦勤及同伴知道，鲜花和掌声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和努力。

　　对黄悦勤和她所在团队的成员来说，他们一直有一个在国内开展精神卫生调查的情怀。早在1982年和1993年，在原卫生部的领导下，北医团队的前辈沈渔邨院士等牵头，在全国进行了两次大样本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分别在12个地区和7个地区调查了5万和2万余人，初步摸清了我国精神疾病的分布情况，为国家卫生政策的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在此后的近20年间，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虽陆续有地域性的精神障碍流行病调查，却缺乏数据的权威性和整体性，不能真实反映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类精神障碍的流行强度，以及疾病负担、卫生资源分配、康复等的现状。由于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具有很大难度，需要政策和资金上的有力支持，所以当时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尚无在政府领导和资助下获得的权威性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的最新资料，难以进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探讨，这与我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从2003年开始，黄悦勤及其团队就为此奔走忙碌。经费匮乏、方法不成熟、共识缺失、人心不齐、意见纷纭这些困难像一座座大山挡在他们面前。但黄悦勤没有退缩，而是选择带领团队慢慢积累，逐步攻关。她知道，要让项目生根发芽，必须先让工具成熟，让方法得到验证。她和团队开始翻译国外的先进工具，尝试在有积极性的地方试点。当一篇篇文章发表，一个个成果得到认可，原本的质疑声渐渐转化为认同和支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借着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东风，顺应国家对精神卫生事业重视提高的趋势，黄悦勤领导申请的项目终于获得原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大力支持。项目总经费2498万元，其中，原卫生部所属的卫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获批2022万元，科技部所属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获批476万元。乘着这两股东风，黄悦勤和她的团队成员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近2500万元的预算虽然看着不少，但在宏伟的全国调查面前却显得捉襟见肘，如何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更好地把事情办好？在黄悦勤百思不得其解之时，资深的卫生事业管理研究专家、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创始主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育德教授为她指点了迷津。他告诉黄悦勤，可以借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慢性病监测网来获取全国抽样框架的支撑。带着希望，黄悦勤找到当时CDC的主任王宇—— 一位北医1977级的校友——寻求支持和帮助，大家一拍即合，这才有了项目的顺利推进。除此之外，在美国哈佛大学同行的引荐之下，黄悦勤了解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专业性，一次邮件往来，李强主任迅速反馈，开启了双方的合作。800万元的资金投入，对项目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但也带来了显著的成效。尽管合作过程也有波折和挑战，但最终成果证明这一投入的价值。

　　此后，黄悦勤带领团队承担了一系列关联项目。她感慨，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这些项目联合了不少业内精英共同协作完成，过程中，感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团队里的每个人都为项目的推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记得为确保各地采集的血液样本能够安全、及时地送达深圳华大的国家基因库，炎炎夏日，黄悦勤和团队成员穿着羽绒服在冷库中检查样本，体验了一把从酷热到极寒的转变……

　　2017年，原卫计委发布了“中国精神卫生调查”项目的结果。2019年，黄悦勤项目团队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发表了第一篇这一项目调查的主要结果，引起了国际精神卫生领域专家学者、国内精神卫生同仁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9年，在《北大记忆：70个北大人的故事》中，黄悦勤说到：“我敢理直气壮地说，未来5～10年，如果一定要说有人能超越我们做出这么好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那只能是我们自己！”

常怀悲悯，用心扫除精神世界阴霾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自进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以来，黄悦勤始终铭记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对“大医”的界定，这不仅是她个人追求的从医境界，也是整个团队的共同信念。作为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的第五任主任，她从沈渔邨院士、王玉凤教授等前辈那里继承的，不仅是知识和经验，更是一种精神——对患者的关爱、对科学的追索、对后辈的培养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如今，她也希望将自己掌握的资源、知识、经验和感悟的精神都传递给下一代。

　　作为社会精神病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黄悦勤还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专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必修课“临床流行病学”的主讲教师，每年教授学生逾400人。同时，她还主编了《临床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等11部著作和教材，参编教材和专著52部，发表学术文章403篇，其中第一作者和责任作者文章214篇，多篇获得高被引，广受业界关注和好评。成果入选“2019年首届中国医学重大进展中卫生健康与环境医学领域五大进展之一”等。

　　2002—2012年，黄悦勤当了10年的党委书记，其间还兼任科研副院长，主管党委全面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那是一段难忘的拼搏历程：党务行政、科研、教学一肩挑，她还选择在职攻读博士学位，“40岁当完教授再念博士，你们谁比我老？”黄悦勤笑着揶揄自己，虽然辛苦，但倔强的她执意要达成。那会儿的生活绷紧到极致：天天晚上写论文熬到黎明5点，8点就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开始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身兼数职、每天在不同的角色间转换，黄悦勤的劳累不言而喻，但也因为这段磨砺积累了知识、锤炼了心志，也提炼了不少与人相处、从事管理的有用经验，再累也乐呵呵地应对过去了。正因为感受过成长的不易，黄悦勤对后辈始终爱护有加，工作和学业上始终严格要求，鼓励也常伴左右，想尽办法为他们搭梁架桥，让他们也能在关心和爱护中走得更远。

　　黄悦勤周边的人都知道，她常怀悲悯、思维活跃。繁忙的日常工作之外，她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多年间做了很多颇具意义的工作，比如积极参与推动中国精神卫生立法的工作；关注并致力于精神残疾预防康复研究，主编《精神残疾评定手册》并负责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担任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和连任两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等。2000年开始，黄悦勤团队加入了一项名为“10/66国际痴呆合作研究”的国际科研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把治疗精神障碍的最新科研成果向社会传播，消除人们对精神障碍的偏见，给大家灌输“爱”的概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她干了一件别出心裁的事——依据自己的构想，将关于老年期痴呆的症状和治疗方法融入剧本之中，并亲自组织拍摄甚至参演了一部长达90分钟的老年期痴呆症防治宣传故事片《暮年的困惑》，通过对家庭亲情故事的演绎，达到向大众传播精神障碍知识的目的。这部电影的内容在老年期痴呆患者的家庭中得到传播，帮助许多处于困境中的家庭找到了应对老年期痴呆的正确方式。

　　近年来，黄悦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公众精神卫生教育和宣传上，致力于消除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所承受的病耻感。她针对不同群体举办了多场精神卫生知识的讲座，并与媒体积极合作，推广和普及相关领域的知识。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吃力且没什么好处”，但她坚信能促进社会观念的更新和进步，因而乐此不疲。2013年年初，黄悦勤以其在社会精神病学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经国际专家推荐，被世界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World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简称WAAS）授予院士称号，并颁发了院士证书。

　　工作之余，黄悦勤一如既往爱好旅游、摄影。在国内外交流工作之余，她到广阔的世界去感受不同地域的风景和文化，让她深感文化和学术交流碰撞的重要性。如果有时间再到外面走一走，闲暇时她必定信手拈来几张美不胜收的照片，转发给朋友或同事，与大家共同感受美景；也常常想着给自己团队里的年轻人带回各种文化民俗小礼品，与他们分享忙碌之余的小乐趣。“生活中要有发现美的眼睛”，用心去感受生活，用心去热爱生活，黄悦勤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精神世界的阴霾，也希望能感染需要快乐源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