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放源头上治理大气

　　 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走遍了中国的主要港口，他发现大型船舶带来的污染远远出乎意料，“一艘巨轮从进港到出港的短短时间内，排放的污染相当于十辆大卡车。”
　　 切身体会之下，他的提案直指船舶污染的源头。他建议，应尽快制定全国范围内的沿海排放控制区；加快制定船舶相关大气污染控制法规和标准，明确环保、交通、海事部门的职责，明确违法处罚方式和力度。
　　 民建中央今年有一份关于优化煤炭产能结构推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提案。
　　 该提案提议我国应该积极实施“洁净煤”战略，大力推进“煤电一体化”，从“运煤”到“输电”，减少煤炭分散使用对环境的破坏，促进煤炭高效利用。推进煤炭生产和消费的高效化、清洁化。与此同时，还应该完善煤炭在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的质量标准并严格执行，依法对“劣质煤”的使用和生产销售进行限制。
　　 民建中央认为，应该完善我国国有煤炭企业退出机制，推进资源枯竭、煤质条件差、开采成本高、扭亏无望的国有煤炭企业有序退出；应该加大煤炭清费立税工作力度，出台专项财税扶植政策。另外，他们还认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在能源结构调整、机动车污染控制、资金投入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尚勋武认为，要治理雾霾先要打通环境成本观念。“洗煤要有成本，高标号的油要增加成本，煤改气需要成本，”作为经济链条里影响成本的关键环节，能源的价格直接影响消费品的价格。“公众用不起，一涨价产业就不景气，生产者势必去找便宜的脏煤。”他也提醒，河北也在关停小炼炉，但每个关停都需要财政买单，所以治霾不能急于求成。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建议“生态保护红线纳入国土总体规划，作为其他规划的生态保护依据”。
　　 生态红线是为维护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据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的保护需求，划定的需实施特殊保护的区域。它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高吉喜认为，相比已经得到足够重视的空气污染问题，从长期危害性和治理难度等方面看，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问题其实更值得关注。
　　 “推行生态红线最大的阻力还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难在协调和可操作性上，不能一划了之，必须在各地真正落实。”他希望国家可以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红线管理机制，执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专家杨忠歧的关注点在林地上，对于当下有些房地产项目、高尔夫球场占用了宝贵的林地资源的情况，他建议国家出台有关规定，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通知》要求，把林地放在与耕地同等重要的地位。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景虹多年关注水资源，他的提案是“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他建议加强水资源管理、优化开采布局，划分可采区、限采区和禁采区，严格控制允许开采量等；同时制定专门地下水水质保护法规，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水质保护方案，并严格按照批准的保护方案对地下水水质实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