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感到必须鲜明表态的是这个议题：科研评价体系改革。这是俞正声在今年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会议室里讨论热烈，发言声此起彼伏。讨论的焦点之一是科研结果的评价究竟应不应该采用“小同行”评议制度，即让同一个学科分类的专家评议科研贡献的大小。目前国内对重点实验室和重要项目的评议采取的是“大同行评议制度”。会议室里坐着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有作为“大同行”被请去评议的经历。

“请了一堆专家，看起来都是某一个大类的，其实隔行如隔山。”微生物学家黄力委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大同行”制度时说：“就好比萝卜和白菜都是蔬菜，但研究萝卜的能评价这个白菜有多好吗？”他今年的提案正与科研评价有关。

委员们的观察是：面对不了解的学科，就无法进行准确判断，很多人不得不凭借看起来更方便的标准——受评实验室或科研人员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

“在刊发SCI文章上，不同的学科差别特别大。不能产出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的学科在这种粗暴的评估里，永远都会处于劣势。” 蔡晓红在发言时说。

一位委员提到了某年事已高的女院士，让不少委员发出感叹。这位院士的实验室水平在科技部主导的科研评价中属于与国际同行“并跑”的地位，仅次于“领跑”。但由于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不够高，她的实验室在“大同行”评议中被评为不合格，被“末位淘汰”了。

据该委员介绍，遭到“末位淘汰”后，这位女院士为自己的实验室举办了“葬礼”。这位委员担心，这样的评价体系会让持续关注某一冷门领域的科学家变少，大家都奔着“热门专业”发论文了。

“体系要创新，科学家本人的修养也要提高。目前中国国情不一定能达到西方小同行评议的环境。小同行最了解你的水平高低，（但）我把你推上去了，我自己怎么办啊？这样会导致不公平。”杨忠岐委员终于抢到了发言机会。

他的担心引发了又一轮“炸锅”讨论。生命科学家吉永华委员急得拍桌子：“那‘大同行’终审呢？每年都是各个单位在争名额，这已经不是在讨论科学问题了，是在争利益！”

“总之，相信评估的专业性和诚信，需要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组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委员说。

蔡晓红曾参与过几次国际科研奖项的评审工作，显得更“理想化”：“不看人情，忘掉所有附加身份，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个项目的科学意义。”

她还记得初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时，对方问了一个让她大为惊异的问题：“什么是SCI？”

“他根本没有这根弦！”蔡晓红感到很羡慕，同时也担忧，对奖项的执着在挑战科研工作的纯粹性。这分忧虑弥漫在会议室里。

导弹制导专家李鸿委员在戈壁滩的试验场上待了16年，她嗓门洪亮：“一些受关注的项目，评不上科技进步奖也能获得发展。但奖项越来越多，会让科研人都奔着奖去，科研就变味了。”

这位连任3届的老委员关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已经15年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曾为此专程派人向她阐明情况。李鸿直接表态：我个人并不需要解释，是科学家们想看到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结果。

“搞科研工作的，多少有点较真吧，一定要搞明白原因、讲出道理。”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只有靠奖项才能证明自己吗？”李鸿话音未落，委员们就议论起来：企业和科研机构只顾看得奖多少；年轻科学家不得不拿SCI贴在脸上；逼得规则制定者只看短期利益、平衡人情……

实力是最好的证明。去年年底，姚檀栋委员成为亚洲首位维加奖得主，这个奖项被称为“地理学界的诺贝尔奖”。“世界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他说。

讨论中，这群科学家委员反复提到两个词：利益，责任。蔡晓红觉得，这种责任是一份“平常心”：“一个科研项目，你觉得有价值就去做。”

参政议政5年来，这位女科学家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一开始，面对“各路大牛”，她不敢多发言。慢慢的，她发现自己能逐渐“接近问题的关键”，就像在实验室里“接近科学的真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