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军医大学  韩焕兴    

　　 长征医院的转化医学中心是医院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临床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和培养优秀科研人员，开展学术交流的基地，是促进高科技与临床研究发展密切结合的重要技术平台。
　　 转化医学中心隶属医院，依托各科室、研究所和其他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机构建设的科研实体，面向医院的各科、各类研究人员开放使用，包括本院医生、在读的硕、博研究生、博士后和七年制学员。中心具有相对独立的人事和组织机构。
　　 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必须重视把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知识、新技术方法转化成征服各类疾病，改善人类健康的新疗法、新药物，使这种“转化医学”作为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Zerhouni EA, Sci Transl Med, 2009)。为达此目的，需要创造新型实验研究方法与思路，使在细胞及动物模型的研究能更切合人类疾病的实情；大力推动新技术、新方法在临床的应用；打破学科间的壁垒，鼓励基础与临床及不同新老学科间的合作研究，尤其是疾病病理机制、药物反应的深入探讨。除这些“转化研究”之外，转化医学还应包括把新医学知识、新疗法、新药物用于保障人民健康，用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以及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近年来，许多政府及非盈利组织增加了对转化医学的投资，已有多份转化医学的专业杂志问世。可以预见，人力、物力的投入将会大大推动转化医学的兴起和发展，也是我们提高医疗、科研水平的良机。
　　 尽管把有意识地进行转化研究作为医学目标是一个新概念，转化研究本身已有很长的历史。多巴胺的研究及临床应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50年代，瑞典的Carlsson实验室用新的荧光测定方法发现，多巴胺不但是去甲肾上腺素的前体，且本身是神经递质，大量存在于与自主运动有关的脑区(基底核) (Carlsson A et al, Nature, 1957)。用利血平减少兔脑中的多巴胺则可诱导肌肉运动的障碍。他们敏锐地提出，有相似肌肉运动的障碍的巴金森氏病可能与脑内多巴胺的缺失有关，并证明给动物能左旋多巴能增加脑中多巴胺，减肌肉运动障碍的症状。这些假说、发现及技术很快导致一系列临床研究，证明在巴金森氏病患者，脑中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导致多巴胺含量减少(Carlsson A, Adv neurol,1993)。这些研究为用左旋多巴治疗巴金森氏病奠定了基础，也使Carlsson得到200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不难看出，他们的成功取决于新技术的发明、应用，新的实验思路、设计与结果，以及基础与临床研究的结合。
　　 转化医学涉及现代医学的各个领域，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逐渐形成的热门话题包括生物标本的采集、保存和资源共享(Biobanking)；生物标记 (Biomarker)的发现、验证和应用；靶向药物的开发；微小RNA和小干扰RNA在疾病发生及治疗中的作用；纳米技术在疾病诊断、治疗中的应用；血循环中DNA、肿瘤细胞的分析与识别；新型疫苗的设计、生产与试验；各类干细胞的识别、扩增和临床试验；化学生物学、蛋白质组学及新一代DNA序列测定、DNA单核甘酸多态性(SNP)在临床的试验与应用等。随着分析、实验方法的快速发展，由序列测定、SNP、基因芯片分析等产生的数据以几何级数增加，如何从这些大量的资料中提取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有关的信息也成为转化医学的重要课题(Marko NF et al. Sci Transl Med,2010)。同时，为使新药试验过程更合理、有效，已建立了新药的适应型临床试验(Adaptive clinical trial)的设计与规范，正用于多种药物的各期临床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标记检测、DNA分析使得预测一些疾病的易感性和许多药物的反应性成为可能，对许多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已推荐医生对使用所批准的70种药物的病人进行DNA分析，以发现可能的不良反应和调整用药剂量。美国医学会的资料表明，已有针对1000多种疾病的1200多个DNA检测方法可用于帮助诊断和治疗，且新的测试方法不断发现，使越来越多疾病的治疗能根据分子水平的改变而采用相应的方法、药物，因而个体化医学(Personalized medicine)是转化医学研究与应用中最有活力的内容之一，已对疾病的诊治产生重要影响。逐渐增多的案例还表明，个体化医学是帮助靶向药物和靶向治疗成功的有效方法，而靶向药物的成功应用则使个体化医学在诊断和治疗发展的循环中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