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锋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

　　
　　最近给语言学的研究生出了一道题目：田野调查与语言学研究有什么关系？结果答案基本上都是说田野调查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材料。这大概就是没有做过田野调查，或者田野调查的经验不够丰富而得出的朴素答案。我的老师在让我去云南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跟我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一定要在这个语言里“淹”一段时间，每天听到的，谈到的，都是这个语言。这就是后来常说的“融入式”田野调查(immersion fieldwork)。田野调查与语言学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材料与理论的概括能够说明的。如果田野调查只是材料的提供，那么一直受到揶揄的“扶手椅语言学家”(armchair linguist)完全有理由坐在扶手椅上研究别人提供的语言材料。
　　从语言学材料到语言学理论，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两点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语言学田野提供了材料，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从材料中萌发语言学理论，意识到其中蕴含的规则，并不是通过看材料就可以得到的。否则的话，每一个被苹果击中的人都应该成为牛顿。从材料到理论，有一种路径是归纳，还有一种路径是领悟。在所有科学领域里，不外乎这样两条路子，前者算是常规的大脑运作，因此，很多时候比不上后者的发现能令人激动。如果说，苹果击中的是牛顿有准备的大脑，那么，什么击中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灵感呢？我仔细阅读过《激动人心的年代》一类的描写科学发现的书籍，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在描写起点（即材料）时，发现者是如何的困扰，然后描写终点（即理论）如何激动人心，中间的路径几乎都是一篇空白。有一次，一位小朋友跟我谈起他的想法，说灵感就是大脑的突然抄近路。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但仍然没有解决这个近路是如何意识到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想来想去，就语言学而言，达到领悟，收获灵感的唯一途径大概就是老师所说的“淹”在语言中：你沉浸在语言中，游来游去，突然有一天，就有可能顿悟了。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与云南的语言结缘，最早接触的是白语。第一次云南之行，在王士元教授、陈保亚教授和木霁弘教授等人的带领下，我们从昆明出发，走大理，抵剑川，到白族村庄，之后又到兰坪，感受了普米语；再到泸水，接触白族支系勒墨人，以及傈僳族和怒族。这是我第一次真切的在自然的山水之间聆听各式各样的民族语言，在空旷的山野中感受白族山歌的嘹亮，体验普米情歌的高亢，每一个细胞都兴奋激动了。考察之后，王士元先生写就《云南和她的文化宝藏》（Yunnan and her Cultural Treasures）(收入《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罗江文、木霁弘、马京 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角度阐述了云南作为语言文化宝库的价值。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形式以及载体，同时又与其他文化形式密切相关。很多时候，对语言的理解要放到这个语言存在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恍然大悟与豁然开朗之感。
　　就云南的自然环境而言，高山峡谷众多，是其特色。流经云南的大江大河众多，尤其以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江最为著名，它们在云南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近200公里，穿越众多崇山峻岭，如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等，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三江并流”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被纳入《世界遗产目录》，并孕育了世界的基因宝库，由此号称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语言的王国，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具有极为突出的自然和人文的多样性。全国56个民族，有15个是云南独有的，包括白族、布朗族、德昂族、傈僳族、普米族、哈尼族、阿昌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纳西族、怒族、佤族、独龙族、傣族，其语言文化多样性可见一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各民族有着他们独特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就算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也随着地理的变迁而有各自的系统。以白语为例，在平坝地区的白语中（如剑川方言），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概念，可以对应汉语，而在山区的白语中（如拉玛话、勒墨话）中，则没有这四个方位概念，他们也有四个方位，分别是‘日出方’、‘日落方’、‘江头’和‘江尾’，显然，他们的方向参照是太阳和身边的大江，这样的方向是相对的，对他们的生活有意义，而绝对的东南西北对他们来说一则难以判断，二则在实际生活中难有应用。从中也可以看出，江水对他们多么重要。我们在云南的田野中，很容易就感受到沿江而行是多么重要。其实，汉文化的发展也与江河有关，所谓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都因江水而起，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植物，就没有农业，就没有文明。大江作为水源，同时作为方向的指引，为人群的迁徙奠定了理性依据。我自从开始云南的田野调查，就有一个梦想：如果能够沿着三江，从源头一直走到入海口，每隔一定的距离就设一个调查点，集合语言学家、基因学家、人类学家等进行综合的调查，假以时日，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亚洲族群的形成与发展，都可以绘制清楚的图景了。
　　如今，人类起源的“走出非洲”假说(Out of Africa)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基因研究方面的证据，根据人群基因的数据，早期人类在亚洲的迁徙路线也逐渐清晰，其中，云南处在非常重要的一环。左图是基因学家根据Y染色体的数据绘制的早期汉藏人群的迁徙路线 (图片来源：Su, Bin et al. 2000.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107:582–590.)
　　云南是汉藏人群南迁到东南亚的重要通道，这也契合费孝通先生等主张的喜马拉雅山东缘存在着民族迁徙及交通的走廊一说，他们称之为“藏彝走廊”。但如果考虑到云南民族的多样性，命名为族群走廊或许更为合适。这样的人群交流给了云南文化交融的多样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与文化如何发展自然是引人注目的话题，很多学者早就提到发源于欧洲大陆的历史比较法很难在汉藏语的故乡适用，归根结底，在于由人群接触导致的语言间的横向传递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假设与预期，云南各民族间长期连续的横向传递对于纵向传递的谱系干扰之严重，可以算是世界之最。这对于历史语言学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深入发展的机会。举例来说，长期以来，历史语言学界认为词汇的借用是有限度的，一些很基本的词汇，如‘一’、‘二’等数词，‘手’、‘脚’等身体部位词，是不可能借用的，但陈保亚教授经过对傣语地区傣语和汉语的接触长达十多年的跟踪调查，证明了在语言深度接触的情况下，词汇的借用是没有限度的。更重要的是，他还领悟到，词汇借用是有梯度的，是“有阶”的(也就是，词汇传递中的“无界有阶”观)，并据此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历史比较方法-词阶法，写出《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这是从云南的田野调查中得出的语言学理论贡献。
　　我曾经请教过陈保亚教授如何想到“有阶”这一突破性的观念，陈教授告诉我，最初之时，他一直在考虑历史比较中借用与同源之间如何区分的这一难题，从观察事实来看，借用的界限是没有的，但借用的机制中还有什么性质可资利用却一直没有头绪，带着这个问题，坐在从北京回云南的火车上，火车级级向上，他突然想到借用词汇时也是这样，一级级进行的，虽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不同的词，借用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借用‘手机’一词显然比借‘手’这样的词容易得多。这个故事可以佐证前文所说语言调查的环境能促进对语言学的理解。陈保亚教授曾经开玩笑说，任何一个理论，如果没有得到云南田野调查的检验，那就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诚哉斯言，鉴于自然和人文的多样性，云南作为理论的试金石当之无愧。
　　云南在早期的汉语文献中是所谓的“化外之地”，云南与中原的历史颇为有趣，以《大观楼长联》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明朝之后，云南成为中央政权的化内之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汉语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云南总是与“野”相关，云南众多的族群与“蛮”相关，所有这些自然是汉文化中心的偏狭之见，一旦我们以平等的语言文化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大量在中原被推平的多样性原生文化存在于云南的众多民族之中。如白族每年农历4月23至25日的“绕三灵”，游国恩先生考证认为这是“桑林之舞”，是古社祭之遗风。而白族，在汉文献的记载中，一般称为“白蛮”。根据我们最近的历史比较研究，现代白语方言的祖先——原始白语与古汉语是姐妹语言2。现在的白语可能发端于数千年前的中原或内地。今天的情形就是过去的遗存。《史记》所载“庄蹻王滇”或许并不是传说，而有其事实依据。诸如此类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尤其值得现代人文社科的注意。在云南的田野中，我们时时会感触到历史的脉动，这也是彩云之南令人激动之处。
　　田野调查并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要洞悉一种语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需要反复多次的调查。以白语中的“松紧元音”为例，我从十多年前就接触这一概念。但何为“松”，何为“紧”，一直是一个疑问，在去云南田野之前，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到第一次接触到白语，我就迫不及待的验证，亲耳体会到“松、紧”的对立，原来它们并不神秘，而是很直观的。但这也只是“知其然”，并不清楚“其所以然”，直到后来借助现代仪器尤其是喉头仪的帮助，我才又了解到“松、紧”的范畴特征是源自于声带振动状态的不同。有意思的是，在田野中当亲耳聆听松紧之时，神奇的镜像神经使模仿变得容易，感知变得敏锐，让之前收集的所有关于“松、紧”的描写都显得苍白。这也是田野调查重要的意义所在。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有一种仪器能帮我们直接看到喉头里声带振动的状况，来对证我们今天的研究与推测。
　　语言使用的一套发音系统，同时也被其他口传文化形式利用，只不过利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既然是同一套系统，自然有密切的联系，二者如何相互影响是饶有兴趣的问题。十多年前，我只是对语言感兴趣，对与之相连的口传文化注意甚少。近年来受孔江平教授指引，注意到白族的支系拉玛人和勒墨人中有一种歌唱形式是“开益”，有独特的“抖喉”方式，在勒墨的祭祀仪式中，节奏也富于变化。如果将之放到整个白语语言及口传文化的框架来看，似乎西部白族才有“开益”、原始祭祀和语言上的清浊塞音对立，而东部白族有对唱山歌、大本曲和语言上的松紧音对立，这样的分布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我想，大概读万卷书的书斋和行千里路的田野结合起来，才会使人有些这样宏观的视野。
　　语言是人说的，脱离了语言使用的主体，固然也可以谈论语言的系统，但对于语言的功能总是有所欠缺。语言与语言人的结合在田野调查中是无可回避的，但“扶手椅语言学家”却并不容易从材料中看到语言背后的人。白族长期以来就是白-汉双语，各个村子中半数以上是双语者，白族使用汉语如此之早，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如此之多，但白语却没有被汉语替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有一次，戴庆厦先生跟我谈起这个现象，他很是感慨，认为现在很多人担心双语会导致民族语的消失可能是不对的，白语就是一个明显的反例。可见，语言的活力根本的决定因素可能在于语言使用者，而并不是双语制这样的外在因素，或者是语言系统的结构这样的本体因素。如果将白语、日语这样长期以来受外来语言横向传递影响很大的语言做类比，可以推测它们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或许在于一种语言心态，也就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自己的语言中没有的东西，或者更为便捷的东西。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语言自信，因为还有自己的语言在。或许，这也是汉语历尽数千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语言心态的感悟，自然首先来自于在田野调查中与语言人的接触，而非其他。
　　我们常常引以为豪的事情是语言调查在北京大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1924年北大方言调查会就以方言调查为宗旨；1925年刘复主持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始创以科学的方法调查和记录方音乐律，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学术传统一直延绵至今，而且更为发展壮大，不仅限于汉语方言，更是扩展到各个民族语言。2001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拓展中国语言学的视野，在民族语言分布众多的地区与当地兄弟院校合作，成立了多个田野调查基地，早先有与云南大学合作的田野调查基地，与玉溪师范学院合作的联合语音实验室，最近又在云南红河学院挂牌成立田野调查基地，将调查的范围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到云南边境地区。红河是重要的欧亚古道，涉及到众多民族迁徙与交往的历史，更涉及到穿越边境线与东南亚贯通的宏阔视野，组织人文社科学科的专家一起进行跨学科的考察与研究，必将在深度与广度上持续促进语言学田野调查在云南的蓬勃发展。
　　
注释：
　　1.基金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131102)“勒墨白族的语言及口传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及基础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批准号：10&ZD125)“中国有声语言及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数字化方法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40004)“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建模研究”。写作过程中得到杨海潮兄的指正，谨表谢意。
　　2.参见:汪锋.2013.《汉藏语言比较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汪锋.2012.《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商务印书馆；Wang, Feng. 2006.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in contact: the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the case of Bai..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