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秀印　张 荆

一、高校正在推进的资金和人员市场化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必须“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在这一形势、任务的要求下，北京地区的高等院校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其中一是经费的资金资源，二是教师等人力资源。
　　经费的市场化将高校的某些领域“推向市场”，让高校自己从市场上（从教育和服务的购买者那里）赚钱。高校的市场化分布于三个层面。（1）学校层次。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学校开展多种形式办学，自主扩大招生，收取学费；鼓励教师获取课题，学校提取管理费；从中发放绩效工资。（2）院系层次。举办多种形式的市场收费教育，例如研究生班、学历班、培训班、MBA、EMBA等。（3）个人层次。一是教师去校外兼职，例如担任翻译、律师、客座教授，去企业讲课、提供专家咨询，在民办学校担任院长职务等；二是开办或参与开办公司，例如开画廊、影楼、诊所等）；三是承担外部来的课题（纵向课题、横向课题）从中得到收入，转让科技成果（专利）并从中得到分成，撰写文稿获取稿费和出售版权，得到评审费（评奖、评项目、评职称），到国外去讲学、应聘出国等。
　　人力资源的市场化是将“人”推向市场。这些改革围绕人的市场化进行，其中包括：第一，人员聘任。扩大高校用人自主权，实行聘用制（含解聘/辞聘）和灵活用工、人事代理；第二，实行岗位管理、岗位工资，推行绩效考核、绩效工资；第三，建立课题申请和主持的项目组制，搞活内部收入分配和津贴、奖励；第四，允许和鼓励在校外兼职（自办公司）；第五，推行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推行住房的市场化等等。
　　市场性改革之后，高校教师的工资被分为两个部分。（1）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由政府财政负担。（2）绩效工资，由高校自行负担，自主分配，国家进行总量调控和政策指导。政府财政提供部分的数量低于公务员（没有绩效工资这一块），绩效工资靠自己去赚。一些高校发给教师两张工资卡，第一个是政府财政给的，第二个是学校创收的。
　　高校的市场化改革指向两个目的。（1）激励高校的活力和积极性。从农村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和企业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改革得到启发，鼓励学校和教师“为多劳而多得，为多得而多劳”，保证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任务完成。（2）减少高校对政府财政的依赖。从企业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得到启发，力图逐步减少对于高校的财政拨款，减轻“包袱”，以节省政府财政开支，将财政收入用于其它“更为重要”的地方。
　　高校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如何？迄今为止的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报告的撰写者进行了实证性的调查研究。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所收集资料的范围是：（1）个案深度访谈。在北京地区访谈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负责人、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100人。（2）召开座谈会。在两所市属大学招开座谈会4场，其中教师座谈会2场，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座谈会2场。（3）问卷调查。根据北京地区高校的规模和人数数据，采用立意集中抽样方法，在11所市属院校1、7所部属院校2计划问卷调查1583人，实际调查（有效问卷）1647人。（4）收集文献和文件资料。特别是，使用了此前由课题组成员承担的“科技人员收入和积极性调查”的大规模问卷资料。
　　
二、高校教师收入出现无序状态和差距过大。
　　
　　市场开放了“挣钱”的路子，刺激了各类人员“挣钱”的积极性，促发了高校、院系和教师个人分别在市场中的“各自为战”。
　　不同高校、院系和教师个人在市场中的处境并不相同。（1）市场机会不同。教育产品的市场需求不同，可出售性不同。例如应用性学科外来的横向项目多，基础理论学科的可申请项目少的可怜。（2）市场能力不同。即使同是应用性专业的教师，所拥有的市场资源和市场能力也明显不同。一些人善于经营、有市场名望，另一些人无力经营。（3）市场意愿不同。有些院系的领导和教师对于在市场中赚钱有很高涨的积极性，很多领导或教师则对教学和学术研究感兴趣，不愿意在市场上去耗费精力。
　　因为市场机会、市场能力、市场意愿等的千差万别，以及三个因素组合的千差万别，不同高校、不同院系、不同个人从市场中得到的收入就千差万别。这可以概括为“六多六少”：（1）接近经济活动者收入多，与经济活动远者少；（2）各校的主流学院和系科收入多，边缘学院和系科收入少；（3）有行政资源者多，纯教学人员少；（4）有名望的教师（例如院士）收入多，名望低的教师收入少；（5）职称高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收入多，职称低的教师收入少；（6）外来课题主持人的收入多，课题组一般参加者的收入少。
　　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表明，如果将教授的年收入（不含股票、赠与等）划分为从低到高的10个组别，每个组中包括10%的人数，那么收入最低的10%的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仅为56157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则为330642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5.9倍。对副教授作如此的10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2010年的年收入仅为40935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则为183659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5倍。对讲师作如此的10阶梯划分，可得出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为31464元，而收入最高的10%组则为123095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3.9倍。（参见图1）
　　如果不做分组而直接对个人进行比较，则同一职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其中，教授2010年的年总收入（不含股票、赠与等）最低者只有49500元，最高者为797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16倍。副教授2010年最低者只有28000元，最高者为671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4倍。讲师最低者只有22000元，最高者为570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6倍。（参见图2、3、4）
　　
　　上述数据统计表明了三个事实：（1）即使位于同一个职称等级，不同人之间的差别甚大。（2）职称的级别越高，其内部的收入差别越大。收入最高10%相当于最低10%的倍数，教授间的高低差额为5.9，副教授为4.5，讲师为3.9。（3）职称等级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倒错。讲师10%收入最高组为123095元，教授收入最低组则为56157元，职称等级低的前者为职称等级高的后者的2.2倍。（参见图4）
　　在外兼职讲课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65000元，两者之间的差别极为悬殊。副教授2010年最低者也为0元，最高者为60000元。（参见图5）十分明显，即使专业职称相同，但是在外兼职讲课的收入差距甚大。
　　在承担课题所得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为0元，最高者为560000元。副教授2010年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80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00倍。讲师中最低者只有200元，最高者为55000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275倍。（参见图6）同样十分明显，即使专业职称相同，但承担课题所的收入差距甚大。
　　一位教授说：“社会上流传大学教师的收入高，其实他们知道的都是那些神话人物，就像股市上流传的股神一样。股神在广大股民当中属于凤毛麟角”。另一位教授也指出：“大学老师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很惨的，只靠学校给的三瓜俩枣。越是基础课越少，思想政治教育课、外语课都很少。”
　　
三、教师们的心思朝向市场，疏离教学和科研。
　　
　　“市场化”收入体制和教师之间收入的急剧拉大，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其特点之一，是注意力和精力较多地投向能够挣钱的“市场”，而相对忽视、偏离了“本职”的教学和科研。
　　1 、教师的视线和精力被导向市场，涣散了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
　　市场让院系和教授们各显神通。有些教师利用多种市场途径，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在个别人那里，教学变成了副业，教学质量被忽视。有些教师课余时间在外兼职，回到教研室喊头疼、打瞌睡。某学校一位教师整天在外面兼职，而对于在校内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常常是临上课前找一个烟盒，在背面草草列个提纲，上课讲两个小时了事。有些名教师不教本科生，只带研究生、做课题。有些教师经常在外，研究生见不到导师，硕士论文粗制滥造，有些硕士研究生上了两三年学还不会写学科文章。一些导师花大量精力在外面争取课题，然后安排研究生去做。一些人把科研的目的变成了申请经费、增加收入，对科研创新的实体内容不热心。一位教师自称“不能静下心来去刨根问底”。
　　一位教授诉说自己的“价值选择两难”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教授，我有学术追求，有教授的尊严，不屑于去做那些鸡零狗碎的破事。可是，你不做，在这个环境下就很难办，没准连教授也当不成”。
　　国家给的工资变成了保底收入。上不上课一个样，上好上坏一个样；没有激励、没有压力，缺乏刺激性和鼓舞性。一些教师缺乏在外面挣钱的途径，然而看着别人大把地挣钱，难免内心焦躁，心绪烦乱，浮躁不宁，沉不下心来搞好教学、追求创新，而是凑合着上课。
　　2 、教师的基本工资低于社会主流群体，为应对生活压力而为“稻粱谋”。
　　高校中不少教师并不喜欢到校外去奔钱，而是希望以本职的教学、科研安身立命，贡献国家，不负学生。然而，这样的教师只能拿到国家给的“干工资”和学校给的不稳定的绩效工资。因为“干工资”标准低于公务员，他们的收入水平就明显低于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国有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另一方面，他们与公务员等面对着同一个商品市场，同一种消费压力。孩子同样需要上幼儿园和上学，自己同样需要花钱进修，老人同样需要供养，没房子的需要准备首付，已买房子的需要还贷，为未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需要攒钱，难以预料的风险（教师们称为“未知数”）需要时时准备应对。还有，物价不断上涨，经济形势难以预料，收入和消费都不可预期。
　　一位教师在问卷中留言说：“近几年物价上涨频繁、剧烈，但与此相对应，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保持不变，实际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都有下降。而且相对社会其他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相对下降。”另一位教师留言说：“医疗费上涨得这么快，老人做一个手术就需要几十万，没有医疗保险，那你做儿女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女教师们反映，男教师的经济压力最大，“没结婚的必须买房子，结了婚的必须挑起家庭重担”。女教师的收入压力一般低于男性，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找到了一个能够“挣大钱”的老公。一位女教师感到欣慰的是丈夫在跨国公司工作，挣钱较多，然而她抱怨来自家庭和家务的压力大，必须多做家务让老公休息好，备课和查资料都受到影响。
　　一位教师在座谈会上发言说：“住房、看病、教育是‘新三座大山’，把中产阶级压垮了”。
　　为维持基本消费和起码的尊严、体面，教师们不得不为“稻粱谋”，想方设法去奔钱。这明显地分散了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教师们说：“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怎么可能有踏实和愉快的心情做教学、搞科研？”“我现在是负债累累啊，每个月都要还一万多块钱的房贷，每天都必须奔钱，心里不踏实，不可能心无旁骛、专业精湛呀”。“当我每天都要为柴米油盐赚那点钱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心态，我的思路不可能集中想教学这些事，我得想我怎么去对付孩子的学费，怎么去满足这种柴米油盐。”“我不挣钱怎么办呢，谁能补贴我，没有别的来源，难道真的等死？”
　　教师们说，“这些年比过去十年忙多了，这是为了活得更好，为了社会体面。”“安居才能乐业，有了住所，有了根，才能安心吧。”
　　 3 、教师因收入低而自感寒酸，缺乏应有的教学自信和科研自信。
　　尽管开放了多种市场性的收入途径，但是真正能够在外面挣到钱的教师依然是少数。当只靠国家给的“干工资”的时候，收入就显得可怜。生活谈不上体面，而是显得贫寒、寒酸。一位教师自嘲说，“穷得像个教授”。某大学的教师在座谈会上谈到，本校一个年轻博士，月收入只有三千块钱，租不起单元房（学校附近的二居室月租金4000多元），只好租了一间地下室，而且还是与别人合租的。学生们问他住在哪里，他吞吞吐吐，说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还有一对博士夫妻加一个孩子，租住在10平方米的筒子楼，与别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高校中的某些大学生却很是有钱，消费大手大脚，穿戴阔绰。给他们上课，与他们谈学问，不少老师们自感贫穷而寒酸。教师们说：“大学老师是体面的职业，但是收入真的不体面”。一位教师说，“大学教师如今是斯文扫地，不再是一个受尊重的地位高的职业”。
　　对于问卷中的“您觉得目前的工资能体现您个人价值么？”高校教授中认为“能”（完全能、能）体现的人数比例只有11.7%，认为“一般”（又能又不能）的接近一半（47.5%），而认为“不能”（不太能、完全不能）的达到了40.8%。副教授中认为“能”的人数比例少于教授，认为“不能”的人数比例多于教授。讲师中认为“能”的人数比例少于副教授，认为“不能”的人数比例多于副教授。（参见表1）
　　生活窘迫、显得寒酸，对教师的积极性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1）不安心工作。他们说“除非对知识教学有兴趣，否则不会安心教师岗位，压力又大，又穷又酸。（2）工作提不起劲头。“没有物质支撑的激励不是激励”。（3）工作没有信心。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讲起课来也心虚，缺乏底气、缺乏勇气。（4）行为出现偏差。“如果寒酸了，就不顾及自己的体面了，就出现了不体面的行为”。有的教师说，“学会了自嘲”。有得教师说，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能理解堂堂大学教师，为什么会出现“搞学生”“骂大街”诸如此类的“下三滥”行为。
　　 4 、教师与别人比感到收入和待遇不公，对于教学和科研产生懈怠。
　　当市场自发性作用的时候，必然性地将导致两极分化。学校之间、院系之间、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拉开之后，当每个人与别人的收入相比，都会发现自己比有的人低。年收入3万元者感到比年收入4万元者低，年收入20万元者感到比50万元者低。即使自己的兼职收入比别人高，但是来自课题的收入却比别人低。即使自己在本校算比较高，但是与外校比却较低。另一方面，他们与别人在教学方面并不少干，学生评教的分数还较高。内心不满意，收入与付出关系混乱，工作起来就会“气不顺”，对教学和科研的投入就会减少。
　　 5 、教师与社会主流群体相比收入不公，减少对教学和科研投入。
　　在座谈和访谈中，教师们相同的抱怨是教师群体的贡献大、收入低。一位教师在问卷上留言“感谢此次调查能够有机会反映60后女性对收入的认识。周边很多朋友都认为，现有工资分配制度已不能反映对于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以上工龄职工的奖励。基本工资收入与现在新就业同单位员工相差无几。在社会整体方面上，与我同龄、同学历、同等职称的人群相比，我的收入水平属于最低。”
　　教师们的抱怨集中于，一是与中小学教师相比收入低，二是与国有企业科技研发人员相比收入低，三是与公务员群体相比收入低；然而，高校教师的贡献即使不比这些群体大很多，但起码不比他们低。例如，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实行了公务员待遇，收入在接近公务员，高校教师对此很有疑惑：“大学和中小学都属于教育系统，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出力。就工作性质来说，大学教师的工作毫无疑问比中小学的复杂系数和难度系数大。那么，为什么国家对大学教师不实行公务员待遇，却让大学的工资水平低于中小学？再如，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人员的收入很高，中国移动、中国石化、各大银行的收入都高的出奇。既然都属于国家的体制内，为什么他们的科技工作贡献能得到承认，大学老师就不能同样得到承认？”“国家和企业都不会让企业的科技人员自己去奔钱，为什么偏要高校教师自己挣绩效？”
　　因为贡献大、收入低，高校教师滋生了较强的不公平感（如前文所述）。教师们抱怨，国家对高校教师“待遇不公平”，“亏待大学教师”，“不尊重高校的老师”。对于问卷中的“您努力工作的程度在工资中有明显的反映么？”高校教授中认为“有”（一定有、可能有）的人数比例只有40.2%，副教授中认为“有”的人数比例少于教授（30.2%），讲师中认为“有”的人数比例又少于副教授（23.6%）。（参见表2）。就是说，专业职称越低，收入的不公平感越强。
　　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当人们感到自己的收入与劳动、贡献相比不公平的时候，一般有两种应对方式。一是要求提高收入，二是减少劳动付出。当不能提出增加收入的要求或提出要求不能解决的时候，唯一的方式是减少劳动付出。于是，对收入的不公平感不同程度地消解高校教师对于工作的付出。
　　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分散、消解、降低了教师们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直接受到损害的是高校的学生，间接受到损害的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崛起。
　　
四、年轻博士学位教师居无定所，生活福利贫乏。

　　
　　高校的市场化对职称和名声都较低的年轻博士教师更为不利。与老教师们相比，他们一是在收入上更多地依赖市场，二是在生活和居住上完全依靠市场。低市场收入、高市场消费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市场挤压效果。
　　1 、“博士不如农民工”。
　　博士青年教师们说，读了二十多年书，收入不如初中毕业的农民工。一位博士教师算了一笔帐，北京市的技术工人月收入已经有三四千元，有的达到了五千多元，而自己得到的国家部分是1100元，学校给的是2500元，加到一块不到四千元。
　　2 、“没有地方住”。
　　博士教师的收入尽管近年来有所提高，但是跟不上房价的上涨。工作后买不起房子，学校的周转房早已没有空位，学校周围的房租奇高，这给年轻博士们出了一个凭其智力难于解决的难题。一位博士在问卷上留言说“本人是2009年来校工作的教师，北京大学毕业。在个人专业能力方面，应该是现年龄段比较突出的。现阶段最不满意的就是收入水平低，买不起房子。本人是独生子，父母均年过60，属下岗职工。目前家庭收入及资产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子，现正申请限价房，也迟迟未有结果”。另一位博士在座谈会上提到，有个作家写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博士毕业合住筒子楼，自己毕业了，发现住的地方与那个时候没有两样。不同的是，如今的房租不断涨价，真担心有哪一天付不起房租。他问道：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博士的生活条件如何能够改善呢？
　　一位工会委员说，本系的一位女老师生了小孩，去看她的时候发现，她们一家4口人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
　　3 、“成不了家”。
　　男博士们说，丈母娘们都要求结婚必须有房子，并且须是买的产权房。孔夫子说三十而立，自己三十多了也成不了家。再说，工资养不起一家人，不敢妄谈成家。
　　4 、“孩子上不了学”。
　　外地进京的博士因为没有住房，在高校只能上集体户口，而集体户口的孩子没有地方去上学，更上不了好一些的小学。女博士们说：“如果上学问题能解决，收入低一些也值”。
　　5 、“申请不到课题”。
　　博士们谈到申请科研项目时说，“博士在教师堆里是个‘小毛毛虫’，课题哪里能轮得到年轻人”。一些高校设置了博士启动金，但不是每个人都有。
　　6 、“为生活紧张奔波”。
　　“想体面，物质是基础，民富才能国强嘛”。很多博士教师跟着别人做课题、出外讲课，挣些辛苦钱。有些博士凡是课题负责人接受就加入，有的同时加入七、八个课题组，今天做甲课题，明天做乙课题，自嘲“每场戏都去跑龙套”，“狗揽八泡屎，泡泡揽不清”。
　　一位博士说：“有博士学位，要说挣钱也容易。你只要肯吃苦，每个月拿几千块钱也不是多难的事。可是呢，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连导师都提醒我，学术上该有长进了”。
　　7 、“未来能好吗？”。
　　博士们说，不敢确信未来会比现在还好。“只要选了北京，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如此的整天奔波，什么时候是个头？”不少博士青年教师缺乏安全感，心有后顾之忧。
　　8 、“我能成才成家吗”。
　　教授们在座谈会上说，新来的博士们比我们还忙，在最富有学术创造力的阶段却不得不为生活奔波，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出不来大师级人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五、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进入低潮期。
　　
　　高等学校的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教书育人，科技创新。然而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比较低落。
　　1 、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在各类专业人员中最低。
　　由课题组成员承担的“科技人员收入和积极性调查”的对象，包括五大类专业技术人员，除高校教师之外，还有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农林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企业的研发人员、医疗部门的医生。问卷数据表明，高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教学）在五大类专业技术人员中最低。
　　在工作投入方面，表示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数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医生（88.9%）、农林科研人员（87.6%）、科研人员（86.4%）、企业研发人员（83.7%）,最后是高校教师（80.0%）。高校教师的工作投入比处于第一位的医生低大约10个百分点。（参见图7）
　　在工作质量方面，表示力求“工作质量尽善尽美”的人数比例，依次是医生（69.45）、科研人员（59.1%）、企业研发人员（54.8 %）、农林科研人员（54.0%），最后是高校教师（43.7%）。高校教师的质量投入低于处于第一位的医生25个百分点。（参见图8）
　　一般认为，专业技术职称较高的教师地位高、收入高，所以教学积极性会较高。可是调查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工作投入方面，表示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高校教师中高级职称者为80.0%，中级职称者为78.7%，初级职称者为85.7%。（参见图9）就是说，初级职称者的工作投入程度最高，高级职称者次之，中级职称者最低。
　　2、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积极性在各类专业人员中最低。
　　在科研创新方面，表示自己“积极创新、创造”的人数比例，依次是农林科研人员（65.3%）、医生（58.5%）、企业研发人员（58.0%）、科研人员（47.6%），最后是高校教师（44.7%）。高校教师比创新倾向最强的农林科研人员低大约20个百分点。（参见图10）
　　一般认为，专业技术职称较高的教师因为专业水平高，又有较多的科研经费支持，所以科研创新的积极性会较高。数据分析的结果却是相反。表示自己“积极创新、创造”的人数比例，最高是初级职称者（46.4%），高级职称者次之（41.5%），中级职称者最低（40.4%）。（参见图11）
　　
六、对策建议：扭转高等院校改革的过度市场化倾向。
　　
　　1、高等院校的过度市场化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高校的管理混乱。
　　调查表明，此前和当前改革具有鲜明的“过度市场化”倾向，即本来不应该市场化的东西被盲目地市场化了。“过度市场化”不仅未能如当初预想调动起校教师的高涨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而且引起了诸多的混乱，干扰和障碍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无疑影响了国家所确定的各项重大目标的实现。
　　调研表明，高等院校教师本质上是好的，在政治上是忠诚的，在工作上是敬业的，在专业上是钻研的。其某些偏差性思想和行为是改革偏差的结果，是“市场化过度”的结果。
　　实践表明，办好大学、激励教师，应该遵行管理大学、激励教师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律。大学不是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对大学老师不是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办好大学、激励教师的规律都是同一个。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中国并不特殊”。
　　为此，应该重新审视此前和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改革乃至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切实遵循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师积极性调动的基本规律，纠正愈演愈烈的过度市场化倾向，以保证国家目标在高等院校的切实实现。
　　2、对高等院校实行公益、市场分途，避免部分市场化。
　　高等院校应该也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是在同一所学校实行公益和市场的双轨制，特别是公益和市场的混合制，往往会引起不良后果。所以，正确的导向应该是公益、市场分途，公益高校就是公益，没有或少有市场；市场高校就是市场，根据市场的规则运作。一些现有公益高校可以通过“双轨制”改组成私立的市场性高校，但是不能把“双轨制”当成一种改革目标，让它长期存在。
　　对确定为公益的高校应该坚持其公益性质，由公共财政全额和足额投入经费。公共财政对高校应该像对中小学一样实行全额拨款。对于过度的市场化、对于财政的甩包袱，应该及时和合理地加以抑制。
　　应该鼓励开办私立的高等学校，当前的某些公办高校也可以转为私立学校，实行收入的市场化或民办公助。
　　3、对公益高校教师实行公务员待遇，高薪养教。
　　高校教师应该得到社会中上水平的收入。首先，高校教授的收入应该达到让他们相对满意的水平。只有在这样的水平上，他们才能心情舒畅，内心宁静，积极向上，踏实工作。其次，高等学校教师的收入应该达到社会的中上等水平。这样，他们在相对温饱和小康的基础上，才能衣食不愁，心无旁骛，安心教学科研，进入“没有经济压力的心灵自由”。让高校教师的收入水平处于全社会的中上位置，是各个国家的普遍性政策。
　　高等学校教师的收入应该相对稳定，退休后也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这样，他们就能既没有后顾之忧也没有前顾之忧，从而保持持续的学术兴趣和积极的心态。而且，高校教师与某些其它行业的退休人员相比，很多人在退休后依然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培养人才，献身于科学研究。
　　应明确对高校全职教师实行公务员待遇，甚或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的公务员系列。迄今为止，德国、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香港，高等学校教师都属于公务员序列。在香港，高校教授的收入等级对等于特区政府的部长。将高校教师与公务员剥离，实行职位、待遇的差异化，无论对于教学、科研还是对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都无利处。应该建立职务/职位对应制度和联动制度，让高校教师的工资福利与相应职务的公务员对等，并随公务员的工资提高而提高。
　　应建立统一性的工资制度，使相同职位的教师的收入基本相同。同一个学校的各个院系，同样级别的教授，其工资（国家资金、学校资金）应基本相同。北京市属各高校之间、市属高校与部属高校之间，同样级别教师的收入应该基本拉平。
　　对教学、科研工作相对突出，工作时间较长的教师，提供特殊的物质奖励。对踏实教学、保证质量的教师提供特殊津贴。
　　 4、建立与高等教师特点相适应的保障制度，提高福利水平。
　　无论是哪个领域，市场化的后果之一都是收入的两极化。两极化对高等院校的负面作用远远高于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负面作用。高等院校必须对市场的负作用特别是过度市场化的负作用进行平衡和补偿。
　　高校教师必然面对学校外的消费市场，其收入的变动往往难于同市场的变动相一致，其收入的增加很容易被市场的力量和运作所吞噬。应该对教师提供合理的市场保护，给他们构建一个防波堤以缓解市场的冲击。为此，应该为教师提供最起码的甚至相对充分的福利，包括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
　　无论是日本、台湾还是香港，国家或公立高校都为教师提供住房（低租金、或低价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高校管理者认为，根据教师职业的特点和工作积极性形成的特点，无论如何都应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我们应该给新进入高校的年轻教师提供免费的或低租金的宿舍，让年轻教师安居乐业。地方政府应该出台针对高校年轻教师的特殊政策，提供特殊的廉租房。应该允许高校出资为本校教师建设廉租房或周转房。
　　高校的幼儿园、附属小学、附属中学应该为本校教职工子女提供足够的入学名额，降低学费。
　　高校的医院应该进一步改善医疗条件，为本校教师提供高质量、低价格和方便性的医疗服务
　　 5、规范高校和教师的市场行为，将市场经营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
　　限制教师的个人性市场经营。限制教师在外兼职全职和半职职务，禁止开办公司并担任负责人。
　　课题经费的使用应坚持项目用途，只能用于项目运行，校内人员不能提取个人劳务收入。应建立学术假制度并鼓励教师利用学术假进行科研活动。应制订和修改课题经费的管理制度，教师学术假期间的工资可以从课题费中列支，寒假和暑假的科研活动也可从课题费中列支。
　　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应该属于职务行为，由学校资助、学校出售、学校收益，根据国家和教授委员会制定的政策奖励创新者。
　　　　

作者工作单位
　　石秀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张  荆  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1、这11所市属院校是：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农业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这7所部属院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