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银凤

　　2013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分别在3月14日和18日落下了帷幕。在今年的两会上，习主席在讲话中9次提到“中国梦”，这三个字无疑是被提及最多次的热点词汇。
　　“梦”，带给人多少遐想、多少憧憬、多少激情！2013年春天的这个盛会，因为梦想变得飞扬热烈，因为梦想变得无比厚重。承载亿万人民的梦想和重托，如何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化为美好现实，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因此教育和科技永远都是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在本届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从就教育中的热点、难点、焦点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本刊将这些观点一一整理，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真正起到作用，能让教育、科技更加符合国家的需要、大众的期许，真正实现“科教兴国梦”！
　　
　　如何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
　　“大学的东西中学学，中学的东西小学学，小学的东西幼儿园学，幼儿园的东西从什么地方学？胎教！”素质教育提出多年，却仍然没有落到实处。当下的应试教育是层层拔高，层层加大难度，为了拔高不断加内容，考试加难度，致使孩子们负担越来越重。素质教育从1985年就已经提出，但推进艰难。实际生活中，推行素质教育走进了多个误区。
　　一个误区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些家长总是认为孩子如果冲刺没搞好那今后就完了。实际上，孩子的教育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另一个误区是素质教育就是学弹琴、学唱歌、学画画、学写字。实际上素质教育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第三个是政绩的误区。很多学校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评判一个老师好与不好，就是看班上的升学率如何，而不注重孩子自身素质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学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要解决素质教育推进难的问题，必须下决心改革中小学教学内容，加强情商教育，做足“一加一减”。
　　“一减”就是减少数、理、化、外的知识内容。尤其是全民学英语，从幼儿开始、从胎教开始就学英语，而且相应的培训和考试的难度还在不断提高。必须砍掉题海战术和不必要的考试，才能腾出时间和空间，加强孩子的情商教育。“一加”就是加强孩子的情商教育。比如心理、情感、气质等方面的教育，还有求知欲、注意力、自制力、创造力、意志力以及独立生活、与人交往、克服困难的能力等都需要培养。情商教育要和礼仪教育、安全教育、公民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达到课程化、实践化、家庭化、社会化，从而真正完成孩子的素质教育。
　　
　　打破“一考定终身”高考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
　　现行的高考制度，用一套试题面对全国各级大学，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大学招生的差异化要求；用一套试卷面对大学的各个专业，难以满足不同专业对学生不同的相关学科能力要求。建议打破“一考定终身”高考体制，建立多次考试机制，学生可自主择时参加。
　　用一套试题的难度考查所有报考的考生，于是高考说明、试卷难度实际替代了课程标准，中学教学难度随高考而提升，中学生课业负担依然过重。高考六科的难度要求几乎相同，要求每个学生这六科平均发展，这就忽视了人的学习能力差异，忽视了学生个性兴趣的差异性，抑制了人的特长发展，全面的素质教育难以真正实行。
　　高考科目组应配伍多样化、试题层级化。在命制高中开设的九门学科的试题时，每科均分出难、中、易等多个层级，各个招生院校和专业可根据自己的要求录取新生，在不同科目与层级试题中自主选择，合理配伍，组成一套高考试题。考生可以选考不同的考试科目和不同的考试难度，高校可以参考不同的考试科目和不同的考试难度去录取所需学生。
　　同时，对于有特长的学生，尤其是不能被纸笔考试测量出的特长，应采用考前甄选的方式，经高校相关专家测试认定，并在高考中给予一定的分数照顾。考前甄选特长生，应是高校自主招生的重要任务，但不能把自主招生变成提前高考，不能演变成提前“掐尖”。
　　
　　职称外语改革试点正在进行
　　——全国人大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
　　目前正在就职称外语改革进行试点，试点的方向是按不同专业领域进行划分，并且突出实践要求。
　　社会上对职称外语有一些诟病，我们也在研究讨论，但有一些信息是不实的。比如，我们从来都没有对县以下的基层提出过要求，对中医、汉语等一些特殊职业也从没有过职称外语上的要求，对年龄大的同志也不做要求，一些媒体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从专业技术人员来讲，掌握一些外语，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必要的，外语上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有的。而作为一个高级专家，如果不了解国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最新发展，就很难有很高的专业研究水平。人社部曾在全国搞过一个1.5万人的大调查，超过90%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有一定的外语基础是必要的。
　　我们进行试点，是要把职称外语转变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外语，就是按从事的相应职业，分不同的大的领域做一些划分，并且提出实践要求，有助于从事实际工作。试点工作是由人社部联合外文局、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一起进行，在一部分类型的职业中进行试点，目的是让职称外语更加实用，对实际工作有效。
　　
　　哪些难题困扰大学生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医科大学副校长王宝山
　　政府工作报告对“就业”提了很多次，今年全国有700万大学生要就业，关系千家万户，影响深远，我有三个方面的看法。
　　大学生就业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转化为大众化后，大学生和大学生家长对就业的期待与社会需求存在巨大矛盾。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提高到目前的30%左右。现在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对学生的期望值，远高于社会所能提供的，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当前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虽然受到重视，但有些学校还停留在传达政策、信息，组织双向选择会等方面。高校应当设置关于就业的指导课程，帮助学生调整预期，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二个难题是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我校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所学专业的只有1/3多一点，近1/3是相关专业，近1/3几乎与专业没有关联。当今社会高速发展，对人才需求变化很快，使得高校专业设置不能适应社会需求，致使大学生就业难。这对大学生本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培养，造成巨大浪费。这就需要政府和高校在学科设置方面，有更加灵活的调整。
　　第三个难题是基层单位对大学生大量需求，而大学生不愿意到基层工作。基层单位待遇低，发展空间小，大学生都想往大国企、政府和事业单位挤。目前医学界国内顶尖人物几乎都在最基层工作过。建议今后要拓展基层人才选用机制，要使得基层经历成为宝贵的人生财富，把到基层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对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尤为重要。大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于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业绩，不应取决于初始工作单位的优越程度。
　　
　　减不掉的负担 “打不死”的课外班
　　学校这边“减负”，课外班那里却在“加码”；家长对课外班一面是颇有微词，一面又是趋之若鹜。
　　参加全国两会的几位吉林省教育界全国人大代表透露，两会期间，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可能会再度成为代表们热议的焦点。目前的“减负”已经从一个教育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只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让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中小学生才有机会获得一个“合理的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小校长熊梅：更喜欢放假还是开学？很多孩子告诉我，开学反而让他们变得很快乐，因为与要参加各种辅导班的寒假相比，开学后，孩子们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不少。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校长宋戈：其实有些课外班就不是懂教育的人在做。我们这边“减负”了，放学后家长转手就把孩子送到课外班，这负担还是减不了。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潘永兴：“减负”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仅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问题。现在的学校其实并未给学生太大的压力，学生更多的负担来自于他们的家庭。实际上，“421”的家庭构成、望子成龙的心态和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都是导致如今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原因。学校在这边“减负”，家长在那边加压，这问题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要找到中小学生“合理的负担”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打“组合拳”、打“持久战”，让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实现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李桢：“减负难”的成因很复杂。现在“得到好工作就得上好大学，上好大学就得上好高中”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也是社会竞争前移的一个标志。
　　“减负难”表面上看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往近了说，这个问题与教育资源均衡化、社会竞争前移以及家长的从众心态有关；往远了说，它与社会评价体系、社会分配制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东西并不是靠行政部门和学校就能主导的，这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只有靠政府对从入学到高考重新做一个系统设计，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其实“减负”也并不是把课外班全部“打死”。合理的课业负担是必要的，况且，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应试教育体制下，人人都是受害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应试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领域不执行和破坏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集中体现。无疑，应试教育的失败者是受害者，他们或者厌学辍学，或者学业成绩不良，或者心理不健康，或者身体素质不达标。令人痛心的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那些所谓升学道路上的成功者也是受害者，他们或者发展不全面，或者综合素质差，或者创新能力弱……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下达升学指标，不得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的标准；义务教育法、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要求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未成年保护法以及国家关于素质教育的一系列文件均要求，不能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要保障学生的睡眠时间。
　　残酷的现实却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受制于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和劳动人事制度，受制于我国传统文化和独生子女政策在家庭教育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加之各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政绩观没有转变，影响素质教育实施的体制机制障碍没有割除，全社会推进素质教育的共识没有形成。但不能不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不能再让应试教育危害整个民族。对教育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人应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和法定程序，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各级人大、纪检监察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教育执法，对各种教育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人进行法律和行政问责。教育部应会同相关部门尽快制定《教育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办法》，适当时候在国务院层面颁布实施《教育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条例》。
　　
　　用好4%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副市长闫立英
　　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今后还要继续增加。关键的一点就是这4%怎么使用，投到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几个建议：一是加大国家对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特困连片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要加大对这些地区扶贫开发的力度，教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点，随着贫困山区劳动力的不断向外转移，人口越来越少、孩子也越来越少，我建议学校的布局也急需调整。这几年我们也在不断加大布局调整的力度，但是由于人口非常分散，交通不便，孩子上学也存在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步国家要加大对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支持力度。因为山区教学点太多、太分散的话，教育质量、教学质量、学校管理都无法保障，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所以，还要上规模，没有规模就无法保证质量。我建议在寄宿制学校建设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
　　再一个我特别想提的就是，我们强调义务教育要均衡发展，实行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国家也出台了职业教育新的政策，农村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要实行免费教育，生活费要给予补贴。除此之外，我还比较关注普通高中教育，目前国家针对普通高中教育的支持政策比较少，学生的负担是比较重的。有的孩子可能借钱也上不起高中，或者从读高中开始就要借钱。所以高中的负担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是很重的，我觉得目前这个补助标准还是偏低的，应该提高一些，另外就是扩大覆盖面，20%的覆盖面有点小，我建议是提高到40%-50%，这样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度推进的普及高中段的教育政策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另外在普通高中学校建设方面国家没有相关支持政策。学前三年教育、九年义务教育、职业高中教育国家都有专项资金的支持，在学校的发展、建设等方面都有国家的项目支持，但普通高中需要的资金还非常大，一个50万人口的县要普及高中的话就要有两所20轨的高中，新建一所高中包括土地基本建设、教学、仪器、设备没有两个亿是下不来的。所以对我们的贫困县来说靠的基本上都是中央转移支付，投这么大的钱搞高中建设，有的县里真的是无能为力。所以也建议国家对高中的建设安排一些专项资金进行支持。
　　
　　“名校独大” 谁是择校屡禁不止的“拦路虎”？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义务教育不均衡，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意见强烈的聚焦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制约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
　　超级名校“广挖良师”，薄弱学校“苦不堪言”。近年来，为了缩小校际差异，各地推行教师校长轮岗交流，重点促进老师从名校流向弱校。但在现实中，弱校的好老师大多千方百计想调动到名校，实际从弱校流动到名校的老师数量远远大于反向流动的数量。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我国大多数县区的校际差异比发达国家还要大。长期以来，在“效率优先、重点建设”的政策导向和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下，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县区的乡镇和农村学生成绩达标率在40%以下，甚至低于20%。校际差异拉大造成“名校独大”：动辄上万人的超级名校，好教师和好生源越来越多；周边的学校“失血严重”，越来越弱。
　　全国人大代表、赤峰学院副院长郭丽虹：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各学校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如今学校之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有些名校动辄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班级学生数几乎都超过规定人数。名校借助高升学率，垄断了大量优质生源。河北一所名校每年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占到全省的百分之三四十，山西、陕西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四五所高中。
　　众多利益之手助推名校膨胀，成为择校屡禁不止的“拦路虎”。在城市，小学、初中择校热高烧不退，重点校“大班额”和“超大学校”随处可见；在农村，基层学校生源减少、教师流失，父母进城陪读成风。
　　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之所以“年年禁择校，年年择校”，关键是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没有下决心取消重点校、重点班。解决择校，说简单也简单，没有重点校，哪来择校？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名校过度膨胀也不符合教育规律。现代教育追求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学校规模过大，教育服务的个性化水平就会大幅降低，这样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标准品”，不是“特色品”。 如果一个城市中既有人文见长的高中，也有科学创新见长的高中，有外语见长的高中，还有艺术见长、体育见长的高中，那才是一片千姿百态的树林。
　　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挑战，教育改革也不例外。建议改革现行的教育考评机制，如果评价教育政绩不是看当地最好的学校怎么样，而是看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大小，相关领导就会去抓教育均衡。
　　全国人大代表姜兰：好老师和好学生留不住，长此下去，弱校的教学质量只会越来越差。校际差异拉大，导致升学竞争恶性化、学校招生权贵化、职业教育边缘化、出国留学低龄化等乱象，寒门子弟升学机会不断减少。
　　全国人大代表张学勤：解决择校问题，先要解决县区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消除县区内的择校现象，这就要求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新增教育经费重点向薄弱地区的薄弱学校倾斜。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阴中学校长张元贵：名校扩张，扩的不应是收费范围，而应是优质教育资源。建议组建学校共同体，把薄弱学校交给优质学校去办，捆绑考核，调动双方提升教育质量的积极性。
　　
　　提出“后4%时代” 希望教育经费向中西部倾斜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
　　这是我在提案当中自己创造的词，就叫做“后4%时代”。因为2012年已经达到了4%，并且总理宣布今后还会逐渐增加，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经费已经达到了“后4%时代”。2万亿，应该是很大的数字，如何做到教育公平和均衡，也是我们中西部代表最关心的问题。因为长期历史性的原因，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教育资源分布比中西部地区要好得多，所以在国家财政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将这笔钱用好，在解决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我国目前教育经费的使用还是相对合理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分配不太均衡的情况。比如说，我国的优良教育资源大部分分配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学校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中央财政支持经费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数量也会越来越多。而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分布比较少。所以两者之间假如不注意平衡的话，差距会越来越大。先进的更加先进，落后的更加落后，所以我们提醒国家在财政投入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应该更注意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希望国家在教育经费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上实行倾斜政策，对教育落后的地区给予更多的支持。
　　
　　“农”字头大学要消失？!
　　近年来，因一些农业院校想改名去掉“农”字，一些农业院校合并到了综合类大学，传统农学专业已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农业人才高等教育培养体系面临解体的窘况，使得农业领域人才断层问题日益突出，势必影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百年历史的河北农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实施高等农业教育的院校。如今农业院校却面临着招生难、学科设置“去农业化”。
　　考生报考河北农大时，可以在校内选6个志愿专业，但前三个专业基本都是非农专业，农学专业招不到学生。过去录取分数线降30分都招不到人，现在基本依靠调剂。近几年，国家扩大招生以来，农业高校虽然取得很大发展，招生分数逐年提高。但是在同类院校中，无论国家还是各省都是同层次里招生分数最低的，包括中国农大，它在985学校里招生分数是最低的。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会导致农业科研、教育、创新等领域的人才队伍受到影响。
　　在招生难的压力面前，很多农业大学为了生存和迎合社会需求，纷纷增设了大量与市场经济挂钩的非农专业。本来围绕农业产业服务的一门课程或专业，发展成了一个学院。农业是个弱势学科，新扩张学院的大部分专业与农业没有关系，河北农业大学农业类的学科数量已由原来的主体地位下降到20%。
　　国家应提高农业高等院校生均经费，参照师范生培养模式，实行农科大学减免学费政策，确保农科院校生源质量；同时，制定就业“特岗”计划。在不同区域间，建立有农科教综合的科研、推广的基地，吸收高水平的农业大学学生就业，解决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后继有人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琼：由于工资待遇低、缺少发展潜力，目前农业院校的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到农业企业、基层农技部门就业，导致基层农业专业人才缺乏，给农业科技创新带来不利影响。
　　农业教育方面，高端职业教育或本科层次的农业教育现在都面临很大的问题，首先职业教育比例明显低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比例，其实农业需要有一批直接服务于农业一线，服务于农村的职业教育学生。国家是不是可以专门建立农业特岗生。其次，农业高校是否可以建立真正“2＋2”的教育模式，头两年认真学好专业基础课程，后两年去企业学习，掌握企业先进技术应用方面的知识，然后再应用到农业一线的生产中去。
　　
　　高校管理应去行政化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
　　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知识、人格健全、体魄健康的人，但现行大学规章偏离了这一根本目标。大学是学术共同体，针对大学的管理应该回归其应有的逻辑，实行教授治校。但目前中国的大学采用的是行政治校，因此回归的第一步就是去行政化。
　　如果教育部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针不进行改革，仅公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一个章程没有用。大学的管理，涉及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人才管理。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应该搞教育治校。比如课程设置，按照我的教育理解，就不太认同教育部的教育章程。教育部在中长期规划纲要中没有解决教育方针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教育方针还是1957年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增加了一个“美”字，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知识基本健全、体魄健康、人格健全，把它归纳起来，而用马克思的话说“全面发展、自由的”。但我们现在往往偏离这一点。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政策理论课教育的问题。政治理论课占了那么多的学时，其他课怎么安排，怎么完成教育质量？目前，中国的教育投入问题解决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解决了，但教育方针没有解决，教育公平性没有解决。现在，中国高校实行的是行政化管理模式，要改革，要先去行政化。
　　我在去年“两会”时当着教育部长的面就说“协同创新”不科学，不要再搞这些东西。教育不公平就体现在教育经费使用上。最大的教育不公平一是城乡不公平，看看农村孩子什么样子，即便是城市里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也存在极大不公平；二是同是教育部的学校和地方的学校存在极大的不公平。现在教育系统的钱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钱学森之问”，不能只问学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教育是民生问题，大家都关心。但不能总是指责教育，说教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希望要给教育一点空间。
　　比如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话题出来的那段时间，矛头多对准学校，认为是学校没办法，培养不出人才。但一个人才的成长，学校是基础，还需要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支持，也包括学生自己的努力这个因素，不能太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元河：要培养大师，单靠着急是不行的，越着急越不行，需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钱学森之问”，可以问，但是不能只问学校。就拿钱学森的成功来说，也并非仅由一所学校造就，而是整个社会的产物。所以说，教育问题，不是简单的学校的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努力。
　　
　　中国有能力解决好吃饭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归根结底要依靠自己。到2020年，我国人口可能会增至14.5亿左右，而每年会减少数百万亩耕地。面对这种巨大的人口增长压力和严重的耕地减少状况，如何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过去几年，我在多个场合呼吁，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提到了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现代农业建设，加大对良种繁育等的支持力度，并在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部分，继续强调毫不放松粮食生产。我越来越有信心，中国人能够打赢这场“输不起”的粮食安全战。
　　目前，水稻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中国更高达60%以上。这些年来，超级杂交水稻先后实现了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的目标。而中国的杂交水稻近几年在国外7个国家大面积推广，如果杂交水稻能推广到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左右，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4到5亿人口。科学地说，夺取水稻高产，必须要有良种、良法和良田的配套。良种是核心，良法是手段，良田是基础，三者缺一不可，但任务相当艰巨。
　　科学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眼下我们已踏上亩产1000公斤第四期超级杂交稻目标攻关的征程。集全国之力攻关，我们有压力，更有信心。我的信念是：借助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把互联网发展列为重大的发展国策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中国网民现在的上网资费过高，一个原因是互联网宽带的基础设施交由运营商承担，电、光纤、设备等昂贵的费用最终分摊给老百姓，与国外相比，我们的收入本来就低于别人，但是资费贵过别人几倍、十倍。
　　建议由政府加大投资建设互联网宽带这个信息高速公路，并将其看作和公路、铁路、机场、电网一样的基础设施。他认为，如果能以未来数十年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国家投资建这些设施必定会带来数十倍的回报。
　　呼吁把互联网发展列为重大的发展国策。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促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虽然和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已经很大，但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作为互联网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网速在全世界排名第71位。
　　除此之外，移动互联网这个浪潮正席卷全球，很多国际互联网巨头也没有准备好，这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建议国家更大力度地支持企业走出去，除了降低税收等措施，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到互联网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争夺话语权。由于移动互联网的诞生，全球正面临着一个剧变的时代，国内外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要按天来计算，都是生死时速。
　　
　　避免中西部地区成科技创新“洼地”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黄布毅，全国人大代表、新乡市市长王战营
　　加大创新驱动发展力度对于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持经济长期向好意义重大。但中西部等后发地区因自身先天不足等原因，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希望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避免其成为科技创新的“洼地”。
　　中西部地区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大项目申报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争取国家级经费支持也明显少于发达地区，而且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科技项目和资金不足，不仅严重影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严重影响中西部地区人才的成长环境，导致优秀人才流失，进一步制约了发展。
　　国家的科技投入一般采用项目招标制，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研究所由于人才凋零、科技集成度低、信息落后及评委的偏好等原因，很难竞争过东部发达地区，中标率低，这种“弱者恒弱”的格局使得区域间的科技创新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例如，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科技人才和投入等同发达地区比仍存在差距，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只有4家，还存在基础设施陈旧、整体规模偏小、科技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现有农业科技团队中两院院士仅有2人，进入国家层面的领军人物明显偏少；农业科技的财政投入不足农业总产值的0.1%，远低于全国平均值0.25%，更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
　　为此，建议加大对中部地区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设立中西部自主创新专项扶持资金，制定有利于中西部后发地区的评价制度和措施，在重大项目规划布局、审批核准、资金安排等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给予适当的专项支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中小型科技型企业支持力度，拓展融资渠道，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设立专门针对中小型科技型企业的贷款业务，降低贷款标准，简化贷款程序；鼓励高校研究所做好中西部后发地区对口攻关，实行校（院）企结对扶持，对引进大院大所共建创新载体给予支持等。
　　
　　不可忽视海洋科研力量的整合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
　　作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保障，在机构改革中切不可忽视海洋科研力量的整合。
　　当年列强依靠炮舰争夺海面，现在各国靠高科技争夺海底。目前各国之间的海洋之争实际上是科技之争。海洋科技支撑海洋经济的发展，为海洋维权和海洋管理提供重要的基础性依据，海洋科技还可为军事和外交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是支撑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和驱动力。
　　过去十年，我国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在海洋科研上的投入，但由于涉及多个部门，存在重复建设等问题。如我国海洋科技调查船数量虽多，但分属不同部门的研究机构，有限的调查资源没有高效利用。此次机构改革偏重于推进海上统一执法，提高执法效能，虽然也涉及海洋事务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但还必须高度重视海洋科研力量的整合。需要协调国内各部门的海洋科学和技术、近海与深海研究项目，将海洋科技纳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之中。
　　建议由国家海洋委员会出面，引导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等涉海机构设立联盟，整合国内海洋科研力量，协调海洋调查船和研究设施的建设，尽量避免在加大投入的情况下，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从而建立高效有序的公共调查设施管理和运行机制，积极主动地以“国家队”的形式参与、组织深海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
　　
　　完善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招聘和激励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雄
　　民族地区的发展，一靠基础设施，二靠特色产业，三靠科技人才。然而，现阶段，一些民族地区的科技人才，尤其是地方特色农业的科技专业人才缺乏，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高端科技人才更是匮乏。由于基层农技人员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一些基层农技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部分人还跳出“农门”从商。由于基层科技人员缺乏再培训的机会，不少人员面临“知识老化”问题。有些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人员参加工作几十年，参加再培训机会屈指可数。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教育和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流动性大的问题，还需要在制度方面加以完善。建议通过制定和落实民族地区引进农业科技人才、鼓励现有农业科技人才创业服务的优惠政策，并加大择优录用大中专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生，为民族地区农业科技队伍注入新鲜“血液”。这有益于科技人才在民族地区稳定下来，对推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提高用能准入门槛减少能源浪费
　　——全国人大代表、开山集团董事长曹克坚
　　由于用能设备能效准入门槛偏低，在我国一些用能领域，能源浪费现象严重，这是一件关乎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据测算，将能效准入门槛提高到2级，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13.76%，如果全部采用1级能效产品，则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28%，考虑到空气压缩机耗用了全国发电总量10%的电力，如果均采用1级能效产品，每年可节省1288亿千瓦时的电力。如果我国单位GDP能耗降至世界平均水平，1美元GDP能源消耗需要就可以下降0.14千克油当量，按照2011年我国GDP总量7.3万亿美元计算，可以节约10.22亿吨油当量，价值6500亿美元。
　　建议采取鼓励甚至强制性措施，提高国内用能设备标准。在气体压缩机、冷媒压缩机、制冷压缩机领域，甚至都还没有制定能效等级，能源使用效率更为低下，能源浪费现象更严重，需尽快制定能效等级，设立能效准入门槛。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应从供需对接入手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
　　应该把学生和企业对接的过程提前到在校期间。现在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存在一种供需矛盾的，人才的供方学校在做什么企业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学校也不知道，所以这种矛盾、差异、信息差就使得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用工荒。如果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话，就需要供需双方的对接，这个对接过程要提前到教育过程中来。
　　国家去年提出了发展城镇化大战略，在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是关键的一环。学校应该主动的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在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应该研究当地发展的大趋势，包括城镇化的现状。比如研究这里的经济发展状况，还有前沿的经济发展的讯息。人才培养，需要经过3－4年的培养才能进入到市场，所以对于这些教育机构来说，应该是研究和针对市场的需求来确定专业方向。
　　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除了理论知识以外，还应该加强他的技能方面的培训。在育人模式上面，比如包括理论知识加专业技能，也包括他的职业素养。他如果从事某一个行业，除了专业知识之外，他的动手能力，他的实践技能，对这个岗位的适应都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考虑的。在师资配备上，在双师型师资配备上，在实习场地的建设上，在校外实习场地的联络和结合上，像校企合作等方方面面的一些设计和实施。
　　作为一个学校，一个教育机构，要带着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对学生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什么呢？如果是一个职业院校，或者应用型的院校，他们的责任就是为这些企业、这些用人单位、这些岗位培养合格的人才。如果这些人才到了社会上找不到工作，其实有一些人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我觉得应该埋怨学校，因为这个学校的责任就是要为企业、为用人单位提供合格的人才、合格的“产品”，他推荐出去的是卖不出去的产品，这个应该由学校来买单，应该由学校来承担这种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职责，这是学校的使命。
　　
　　集成“科技力量”　建设“美丽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
　　解决环境资源问题靠单一技术无法支撑，必须集成科技力量，并有效促进技术、资本、市场充分结合。
　　从中南海北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办公楼到湖南两型社会示范区、北京园博会主展馆，他们参与建设了一批示范性节能环保工程，综合运用绿色照明、太阳能发电、中水处理、厨余垃圾资源化等多项节能环保技术，取得了较好的节能减排效果，这种模式值得推广。
　　近些天来，从雾霾到水污染，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成为两会代表委员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连新鲜的空气都无法呼吸，谈何美丽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说，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治理环境污染，建设生态文明，也要靠创新，包括科技创新、模式创新，要靠科技力量，靠技术集成。建议加大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攻关和综合应用，同时通过培育更多能提供集成服务的创新型组织加速生态文明建设。
　　
　　科技进步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伍跃时
　　城镇化中有很多课题，如社会保险、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中，农村现代化将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支撑，而科技进步又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科技进步的支撑，粮食增产就难以保证，我国的农村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基础。在保障国家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也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升土地单产，提升作物的抗虫水平等，这也是企业需要做的。
　　（本文部分内容与和讯网联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