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郎永淳
　　嘉  宾：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程永庆
　　深圳罗兹曼国际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周国瑛
　　广州嘉检医学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医务官陆国辉

　　主持人：我们的主题是科技新动能，台上的几位嘉宾基本上都和医学科技相关。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人的健康、人的生命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之下，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一系列的深度融合。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当中，我们怎样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第一个问题请问樊代明院士，您经常讲转换医学，那么在医学发展进程当中，新的动能和旧的动能怎么去转换？
   
    樊代明：非常感谢给我机会。的的确确医学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功不可没，但是目前医学，或者说大一点，大健康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小视的。
　　老龄化来了。现在我们比过去能多活（平均）40年，但我们的理论、药品、诊断和治疗方法，都没有准备好。我们还在用以前在年轻人身上的经验、一个单病的经验来治疗复杂的老年病，所以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麻烦。
　　老年病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特殊的病，我们过去不曾见过；第二个是共病，好多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提出了人体整合医学的概念，这是医学发展的第三时代，也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
    美国现在的精准医学已经变为了全民整体健康，WHO成立了整合医学处；中国工程院顺应历史潮流，成立了中国工程院整合医学研究院。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为整合医学做铺垫、为基础，迎接未来的发展。
　　什么叫创新？人体发现一个疾病，一个药是创新，但这只是一般的创新，对于复杂的人体，综合、整合才是最大的创新。
　　   
　　主持人：谢谢樊院士。创新不容易，药物创新更不容易。今年年初，侯云德院士被授予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让他作为创始人的三元基因成为了一个焦点。三元基因怎么在基因工程药物的创制当中，去缩小和国外的差距？又是怎么用实际操作来推动创新的？   
　　
　　程永庆：我们是全世界人口最大的一个国家，处在发展中国家状态。中国的新药创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不一样、人口健康状态不一样，面临的健康挑战也不一样。前20年，我们在侯云德院士的领导下，针对中国最大的健康挑战——乙型肝炎病种做了3方面工作：乙型肝炎疫苗，这是防病的；乙型肝炎诊断试剂，这是查病的；最重要的是怎么治疗，我们在基因干扰素方面做了近20年的努力，大幅度减少了患者。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要选择对我国健康挑战最大的方向来做新药创制。一个简单的例子，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没有太多新药，但人均寿命比美国还高。《健康中国2030》提出，要把我们的国民平均寿命从76岁提升到79岁。那解决国民面临的疾病中的重大挑战，就是我们新药研发的主攻方向，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市场的支持，以及科技人员共同的持续关注和努力等。
    三元基因整个生产和研发营销团队，已经有26年时间了，坦率讲，用这样专业的能力、专注的努力和专心的、一丝不苟的、心无旁鹜的坚持，才能真正做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在中国市场上，无论进口产品还是国外产品，我们的产品占到市场份额第一位。我们知道新药研发是一个包括技术开发、市场开发的全过程，两者都能完成的才真正叫新药研发，未来我们还会做更多努力。
   
　　主持人：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疗法。比如对于肿瘤患者，通常我们知道手术、放疗、化疗，现在还有免疫治疗。几年前，百度爆发出的魏则西事件，让大家对免疫治疗既关注又担忧。目前，免疫治疗的进展到底怎么样，请周国瑛院长做一个科学的普及。   
　　
　　周国瑛：免疫治疗的研究本身是一个呈井喷式爆发的状态。因为跟传统的手术、放疗、化疗相比，免疫治疗有可能将人的肿瘤疾病变为一个慢性病，再也不是患了肿瘤，就等于世界末日。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免疫治疗的井喷式发展让我们看到：免疫治疗本身会对肿瘤病人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但我们也必须知道，免疫治疗事实上还是跟不上肿瘤的快速发展和变异。
　　免疫治疗的贡献在于，你可以有一套方案，我可以有第二套方案，还可以有第三套方案，每个方案本身是互补的，一个不行，可以两个一起上，甚至三个一起上。现在最著名的PD-1免疫疗法，效果是29%；但当我们把PD-1和其他方法融合在一起，效果能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几。
　　但免疫治疗又经过了很多年的科研积累。陈列平教授（耶鲁大学肿瘤中心免疫学主任）在2005年发现PD-1配体PD-L1。这意味着陈列平教授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在这上面投入很多年了。2015年，安进(Amgen)公司的T-Vec正式获批，成为美国FDA批准的首个溶瘤病毒疗法。这个工作，我们的创始人，也是我的导师罗兹曼院士从1990年就在发表文章了，但直到2015年才获批。免疫治疗的每一个成果，都是在90%失败的基础上配置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有更多的创新产品？一定要！
　　听说现在国内做PD-1的公司有100多家，但我们更要看重的是，除了PD1之外，我们还能有另外的创新。我是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来的，我们迫切希望看到将来能够有PD-1水准的创新在中国出现，而这些创新在科研机构产生以后，一定要经过企业才能发展。我认为，免疫治疗如果变成药，前提是在公司里就转化。这是科研和公司两者之间的转化。
   
　　主持人：这里面转化特别重要，我们看到一系列科学论文出现，但真正要实现产品化、标准化、商品化，去大规模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不只是治疗，我们还要把关口进一步前移，包括做检测等，以推动精准医学真正达到一定的精准。我国在2016年推出中国精准医疗计划，很多公司也都投入到这一领域当中。陆国辉先生，在您的观察中，相关公司，它们鲜活的生命力要如何保持？未来的发展空间到底在什么地方？
   
　　陆国辉：2016年国家提出这个规划，我也是2016年4月11日决定回国专门在精准医学上做一点事。要做到精准医学，首先要精准诊断，如果诊断错了，是什么病，有什么治疗效果，给什么方案都是假的。这几年，精准医学特别是基因测试领域发展很快。全国注册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就300多家。回来以后，我感觉到这个市场很乱，没有规范化。
   
    主持人：为什么说乱？
   
　　陆国辉：一个是诊断的标准没有定。精准医学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精准诊断，定好了诊断标准，才能对某一个病人、某种疾病给出一个准确的诊断。诊断出来，才能进行治疗处理、提出方案，一步步走下去。
　　我是1983年离开中国的，出去之后专门在医学遗传领域工作。在美国读了这么多书，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把外面学到的东西拿回来，也把外面的技术拿回来。我们创建优化了“高精度医学外显4000致病基因”检测，到每个医院对比，把一个个疾病准确诊断出来。经过努力，很多医院和公司都很认可我们。还有线粒体疾病，在中国刚刚开始认识，但张巍（嘉检医学创始人之一）的线粒体疾病基因诊断在美国已经大量临床应用了。将这样的技术平台推广之后，我们的诊断率非常高，尤其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诊断率达到70%，而且60%都是新生突变的。
   
    主持人：即便是现在已经很高，也只能达到70%？
   
    陆国辉：对。刚才讲的70%，是NICU里面发现70%的病例都是遗传性的，我们的准确率，400个基因在95%以上。
   
　　主持人：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因为时间关系，请各位简单说一句，在你们各自领域，未来创新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樊代明：如果想走的快，一个人走，精准。如果要走的远，一起走，整合。
   
    程永庆：其实，创新现在是脍炙人口的标签。创新有很多种——颠覆式创新、渐进式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等。每个公司、每个领域，都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特别是企业价值观、投资人的财富观，来决定创新方向和创新模式。
       
    周国瑛：我们要的一定是颠覆式创新，目前，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整个科研水平跟国外差距很大，但唯有一个地方，我们认为可能可以弯道超车的，就是肿瘤的基因治疗。
   
　　陆国辉：第一，教育非常重要；第二，精准，要创新。现在上海儿童医院做了5例基因诊断，4个诊断正确；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两例都做对了。我们现在7天出结果，NICU里一天要一两万块钱，现在做一个基因诊断远远低于这个成本，省了很多钱。
　　
　　主持人：谢谢四位的分享。

　
　　根据论坛现场速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