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南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是一种引发诸多领域产生颠覆性变革的前沿技术，合理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意味着能获得高水平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独立、封闭和自我循环发展的智能科学体系，而是通过与其他科学领域的交叉结合融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云计算、大数据、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重大需求不断推动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但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会使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问题，一个重要趋向是发展“混合增强智能”。
　　“混合增强智能”是指将人的作用或人的认知模型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形成“混合增强智能”的形态。这种形态是人工智能可行的、重要的成长模式。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人是智能机器的服务对象，是“价值判断”的仲裁者，人类对机器的干预应该贯穿于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即使我们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充足的甚至无限的数据资源，也必须由人类对智能系统进行干预。
　　
吴立新（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国家实验室主任委员会主任）
　　海洋环流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人类活动所排放的碳大约40%被海洋吸收，由于温室气体增加所造成的盈余热量超过90%被海洋吸收。但这些被吸收的热量到了深海后跑哪儿去了？北大西洋作为全球重要的热汇会不会饱和、什么时候饱和？很遗憾，我们目前对水深2000米以下的海洋几乎一无所知，然而84%的海洋水深超过2000米。西太平洋黑潮延伸体海区作为海洋和大气动力过程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影响欧亚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区域，但这一区域却是海洋观测的盲区。可见，在海洋观测探测和气候变化研究等方面，人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发展海洋科技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国要大力发展海洋科技，还需要加快推进海洋科技研究体制机制创新。传统海洋科技研究由于部门、学科分割造成的科技资源碎片化、科研活动低水平重复以及无序竞争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瓶颈。实践表明，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向创新型引领型转变，需要进一步深化海洋科技研究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我国国情和海洋科技发展规律相适应的创新体系。具体来看，相关研究机构应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聚集、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统筹协调相关领域的思想创新、组织创新和链条式系统创新，用好大科学装置和大科学工程，瞄准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进行协同创新，组织优势力量进行攻坚克难，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海洋科技发展。
　　
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近年来，随着财政投入不断增加，我国科技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看，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较强、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情况依然突出，特别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国外，实现重大突破的基础研究成果更是罕见。
　　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自主创新，其源头则是基础研究。那些具有直接应用价值的科技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而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虽然一再被强调，但实际上往往被忽略。国家对科技投入所强调的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很容易被曲解为要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应该说，基础科学对应用技术的支撑发展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基础科学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往往也是根本性、革命性的。我们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最大差距也在基础研究方面。为此，我们一定要沉下心来，不跟风、不浮躁，不以论文发表为导向，潜心于基础科学的重要基本问题的研究，争当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领跑者，为人类进步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穆荣平（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来，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党的五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标志着国家实验室已经成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迫切需要解放思想，进一步明确国家实验室定位、建设重点和运行管理机制。
　　首先，国家实验室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载体，是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次，国家实验室建设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兼顾国家当前和长远发展需求。再次，国家实验室建设必须从构建科技强国科研体系角度出发，强化国家实验室的主导能力和作用。国家实验室必须始终将创新能力建设放在首位，集聚高端人才，夯实创新基础能力，在深化改革基础上，形成一批以法人实体的综合性国家实验室为核心，以国立科研机构为支撑，以大学和企业各类实验室为基础的专业化实验室网络集群，强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组织模式的有效结合，显著提升国家战略领域核心竞争力，引领科学发展和战略产业发展方向。第四，国家实验室管理必须坚持“宏观预算管理一体化”与“微观运行管理专业化”原则，强化预算、绩效和运行管理能力建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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